这本《彼得后书与犹大书》的注释是根据《Second Peter and Jude : an expositional commentary》翻译而来,作者为D. 埃德蒙·希伯特(D. Edmond Hiebert)。此注释书由研经工具团队首次译为中文!
希伯特博士娴熟地从两个绝对可靠的来源着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帮助信徒解开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中的难题和奥秘。这两个来源就是两位作者自己。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是两部伟大的书卷,它们的特点在于简单直白、天然质朴,却不失透彻深入。两位作者均在圣灵的默示下,向读者解明书中复杂难解而又颇为实用的内容。希伯特在本注释书中探讨了一些重要的议题,例如基督徒生活的本质、假教师的教导、基督的再来,以及离道背教之事的兴起和败落。他一方面给出了清晰的阐释,另一方面也没有喧宾夺主,抢走原书教训中所蕴含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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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爱德蒙·希伯特(D. Edmond Hiebert)
· 前言
· 彼得后书 导论
· 彼得后书 大纲
· 犹大书 导论
· 犹大书 大纲
· 参考书目
· 版权信息
彼得后书和雅各书向来被称作新约圣经里的“幽暗角落”。这一称呼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姑且不论这样称呼它们原因何在,基督教界普遍对这两卷书信所知甚少,这的确是令人惋惜的事实。一部分人之所以忽视这两封书信,很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它们所论及的议题已经过时,不再是当今时代迫切需要关注的焦点。还有一部分人可能觉得,它们最初成书的历史背景模糊不清,显示其价值观未必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再者,这两卷书中充满了所谓的“难明白之事”(彼后3:16),或许这也使得基督徒把它们推向了阴暗的角落。然而,谦卑、锲而不舍地研究这两卷书信,会使我们确立这样一种信念,即它们是新约正典中非常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经历动荡不安的岁月时永远是弥足珍贵的属灵财富。盼望本书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两卷书信。
本注释书使用美国标准译本(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1901年版)作为深入研究这两封书信的起点。本人之所以在众多的现代译本中选用这个译本,是基于这样一个确信,即此译本高度符合原文,是通往希腊原文最为便捷的桥梁之一。这本关于彼得后书和犹大书的注释书虽以希腊原文为依据,却是为那些不甚精通这一语言的研经者量身打造的。所有被注解的经文都有希腊文音译,通常被置于括号内,紧挨邻近上下文中的译文。
这两封书信的导论部分以保守的观点提供若干评论,旨在帮助读者了解那些困扰他们的历史及经文鉴别学难题。注释部分前面的大纲给出了关于书信内容的浅析,同时它们也贯穿整个注释部分以引入相关的内容。
多年以来,这两封公认难解的书信一直是我研究和课堂解经的主题。我对彼得后书和犹大书的理解应归功于各种不同的资源。书中大量的脚注和参考书目可以证明我蒙受了他人何等的恩惠。拙著的写成也离不开专心致志的研究,这唯独令我对新约正典中这两卷书所蕴含的永恒属灵价值有了更深刻的欣赏。
在面对基督教会里公然的假教导时,彼得后书是对基督徒坚定信念的强烈挑战。这封书信,特别是它的第2章,与犹大书的关系密切,它们一起承担起艰巨的任务,对抗那些自称为信徒的异端。这是一个常常不受人欢迎的任务,而且人们很少能完全认识其价值。这封书信曾被人称为“新约中价值最小的一件作品”。[1]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曾被人不公正地描述为“新约圣经最为隐秘的角落”。[2]但是,这两封书信所宣讲的信息十分重要,也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密切相关。尽管关于彼得后书存在着各种疑问和不确定性,但我们应当感谢神为我们保留了这卷书信。
彼得后书的作者是谁,这是一个存在严重困难的问题。多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而且这种争论一直持续至今。其中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众所周知;可以说,在新约中没有任何一卷书,其历史存在如此之多的怀疑和不确定性。正如法勒(F. W. Farrar)所说:
基本的诚实迫使我们承认,在所有新约书卷中,我们对于这卷书信所能够提供的外证最少,所具有的内部困难最多。[3]
早期教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对于是否将它纳入新约正典一事,比对待任何别的书卷都更加踌躇不定。就一致同意其真实性并赋予这卷书信正典地位一事,早期教会并非毫无争议。
本世纪以来,批评者们开始积极地推动这样的争议,并且越来越坚决地拒绝这封书信。凯利(J. N. D. Kelly)说:“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彼得后书是伪作还存有疑问。”而且他还大胆地补充道:“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少数几个存疑的人是依靠学识和创意在捍卫他们的观点。”[4]
现有最早的证据出自奥利金(Origen,又译“俄利根”,约公元185-约公元254年)[5],他是最早提到这两封彼得书信并将它们归于彼得名下的作者。在他的《约翰福音注释》(Commentary on John,5:3)中,他这样说:
彼得——基督的教会建立在其上,阴间的门(译注:和合本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留下了一封毫无争议的书信。我认为第二封书信也是他留下的,尽管还有一些疑问。[6]
但是,奥利金没有说明他怀疑彼得后书的原因,他也没有补充说明这些疑问的程度和出处。奥利金的证词多少有些模糊;鲁非诺(Rufinus)译为拉丁文的奥利金作品中,有七次曾经提到彼得后书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疑问。在他的《讲道集》(Homilies)中,他使用了一个被詹姆斯(M. R. James)称为“奥利金的典型手法”的表达法:[7]“彼得也用他以书信做成的两个号角发出大声”(Hom. vii on Joshua)。有些人,例如蔡斯(F. H. Chase)[8],曾经质疑鲁非诺所翻译的这些段落的真实性。但是乔治·萨蒙(George Salmon)断言:
在检查了这些段落之后,我认为它们并非鲁非诺所杜撰;并且我相信真实的情况是,奥利金在通俗演讲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的每句话都需要具有科学的严谨性。这种解释暗示在奥利金的时代,人们普遍接受彼得是这些书信的作者之观点。[9]
显然,奥利金并不认为对彼得后书的存疑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问题。从他对希伯来书的注释看来(参优西比乌,《教会史》6.25),他是一位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完全有能力根据文学作品的风格和内容得出锐利的判断。
公元256年,加帕多家的凯撒利亚城主教傅米里安(Firmilian,卒于公元268年),在致西普里安(Cyprian,又译“居普良”)的一封信中说,彼得曾咒诅异端,并警告他们。这种说法只能是指彼得后书,因为彼得前书没有提到任何类似的问题。阿尔佛雷德·普卢默(Alfred Plummer)引用了这个证据,并认为这是“第一个明确提到这封书信的作者是圣彼得的地方”。[10]尽管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约公元200/10-258年)的作品中没有直接引用彼得后书,但是显然他一定能够理解傅米里安所指的是这封书信。格林(E. M. B. Green)认为:“根据居普良的沉默来论证这一点,显得不甚可靠。”[11]
在那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吕家的奥林匹斯主教美多迪乌(Methodius, bishop of Olympus, Lycia,卒于公元311年)在其作品《论复活》(On the Resurrection)中引用了彼得后书3:8,并明确地将其归于使徒彼得。
公元324年左右,优西比乌(Eusebius,约公元265年-约公元339年)在其《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对彼得后书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论到彼得的作品,被称为前书的那封书信被认为是原作,因为这封书信被古代教父们在古代的作品中当作使徒确然无疑的作品引用。但是那被称为后书的书信,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以便将其纳入到神圣的书卷中;但是鉴于它显然对很多人大有帮助,因此我们也像对待圣经其他书卷一样悉心地研读它(3:3)。
优西比乌(《教会史》3. 3)将彼得后书归于有争议的书卷中,但是拒绝认定它是伪作,并将其与正典以外的彼得作品(《彼得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Peter〕、《彼得行传》〔The Acts〕,以及《彼得启示录》〔The Apocalypse of Peter〕)区别开来。他评论说“很多人”接受了彼得后书,暗示当时教会的主流认为彼得后书乃是原作。优西比乌的怀疑来自两个方面:① 他所尊重的早期作者认为彼得后书不属于正典;② 他所参考的那些年长作者的作品中,并未引用这封书信(3:3)。
狄迪莫斯(Didymus,约公元309/314-398年)是哲罗姆(Jerome,又译“耶柔米”)的老师,亚历山大学派神学家,他注释了所有普通书信(General Epistles),但是他的作品仅有拉丁文的残篇存世。他对彼得后书的注释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们绝不可忘记这封书信乃是伪作;可以公开地朗读它,但是它不属于圣经正典。”约瑟夫·梅厄(Joseph B. Mayor)认为这种激烈的诋毁之辞是因为他不喜欢3:10-11关于全地都要被火烧尽的教训。[12]尽管有此不利的评论,但是在他后期的作品《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中,他却反复地引用了彼得后书。
哲罗姆(约公元345年-约公元419年)在他的武加大译本中给予彼得后书正典的地位,但是他记录了自己对这封书信的怀疑,并说明他的怀疑根据是两封彼得书信之间存在的风格差异。[13]他进一步假设彼得使用了两位不同的书记员。武加大译本将这卷书信纳入其中,让它进一步得到教会的普遍接受。4世纪的作者们已经广泛地接受了彼得是这卷书信作者的观点,但是通常他们很少引用它。
回到奥利金之前的时代,人们讨论的重点是彼得后书是否存在,并不在意其作者是谁。
奥利金熟悉彼得后书,暗示他的老师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克莱门”又译“革利免”,约公元155年-约公元220年)也知晓这卷书信。克莱门存世的作品中没有公开地引用彼得后书,但是优西比乌记载说,克莱门在他那本名为《大纲》(Hypotyposes)的书中写道:“这是所有圣经正典的简略记录,甚至没有删除那些有争议的作品,我指的是犹大书和其他普通书信”(《教会史》6. 14)。这个记录应当包括了彼得后书。但是优西比乌补充说,他也将《巴拿巴书信》(Epistle of Barnabas)和《彼得启示录》纳入其中。从这一点明显可以看出,克莱门对正典的看法比较宽松,因此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将彼得后书放在与彼得前书同等的地位上。不过,克莱门的作品的确表明彼得后书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作品,3世纪初叶的时候在埃及十分受人尊重。
彼得后书不见于古拉丁文译本(Old Latin),也不见于古叙利亚文译本(Old Syriac Version),但是两个重要的埃及译本都有这卷书信,一个是可能源自3世纪上半叶的波海利文译本(Bohairic),另一个是显然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最初几年的沙希地文译本(Sahidic)。在3世纪的蒲草纸抄本72(伯默蒲草纸抄本集〔Bodmer Papyrus〕VII-VIII)残篇中,彼得后书被接受为正典。罗伯特·冈德里(Robert H. Gundry)说,在这份手稿中“彼得后书与彼得前书、犹大书一道,为这些圣书的读者们带来的祝福,并且甚至比其他两卷书信得到更为详尽的支持”。[14]《穆拉多利经目》(Muratorian Canon,约公元170年)没有提到这卷书信;但是这份正典文献并不完整,其中也没有提到被人们广泛认为是原作的彼得前书。
2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没有明确引用彼得后书的地方。但是其中多处类似的用词和表达方式,显示那时的作者似乎知道这件作品。[15]在文学上依赖彼得后书的作品可能包括爱任纽(Irenaeus,卒于公元195年)、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查士丁”又译“游斯丁”,约公元100-165年)、伊格纳修(Ignatius,大约卒于公元117年)的作品,《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约公元140/150年),以及《巴拿巴书信》(约公元140年),但是所有的证据都相当不确定,因为这些相似之处可能是源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2世纪的两件诺斯替主义(Gnostic)作品,《真理的福音》(The Gospel of Truth)和《约翰藏经》(Apocryphon of John)引用了彼得后书或者借用了其中的典故。[16]异端作者对彼得后书的使用,显示出彼得后书很早就被认为是彼得的著作。
举世公认,彼得后书和《彼得启示录》之间存在文学关联,而后者现在一般被认为是公元135年左右的作品。[17]二者之间在语言风格和思想上太接近了,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梅厄[18]、比格(Bigg)[19]以及斯特罗恩(R. H. Strachan)[20]这样的学者认为《彼得启示录》依赖于彼得后书,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有了“另一个早期的证据,表明彼得后书在那些知晓它存在的圈子里,曾经深得人们的尊重”。[21]
和彼得前书相比较,彼得后书的外证显得贫乏,而且很晚才出现。彼得后书的流通范围要狭隘得多,并且比第一封书信慢了很多才被人们普遍接受。在前两个世纪里没有作品明确地引用它,并且当它开始在较大范围内流行之后,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就自然地出现了。但是,正如唐纳德·格思里(Donald Guthrie)所见,那些“早期的怀疑从来没有采用断然拒绝它的方式”。[22]除了彼得,没有任何人的名字曾经与此书有过关联。
人们对此书外证的评述各异。亚瑟·皮克(Arthur S. Peake)断言,“外证很晚才出现,以及证据中间的可疑之处”,创造出了“被内证所证实”的怀疑。[23]捍卫彼得是这封信作者的人承认外证带来了某些困难,但是认为证据并不否认彼得是作者。格林说,尽管彼得后书“在教父们那里所得的证据十分贫乏,但是没有任何一本被排除在正典以外的书卷具有彼得后书这样有份量的支持”。[24]埃弗雷特·哈里森(Everett F. Harrison)指出:
我们有数量庞大的证据可以证明大多数新约书卷为早期教会所熟知与使用,这对缺乏强有力证据的彼得后书十分不利;但是若我们将彼得后书与其他经典作者的作品相比较,就会惊奇地发现,其实它比这些作品的处境要好得多。例如,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作品在成书后的一个世纪里仅被引用了一次,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仅仅有两次引用而已。同样,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作品在成书以后的第二个世纪里才被人明确地引用。[25]
如果彼得后书如同其声称的那样是使徒彼得所作,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它迟迟没有得到广泛的流通以及有关它的其他问题呢?目前存世的1世纪和2世纪的作品中没有明确地引用它,这个事实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甚至也不能证明各个地区的教会不知晓它的存在。因此,有人提出了一些缓和这种混乱局面的建议。
彼得是这封信的作者,暗示这封信写于彼得殉道前不久的时期。如果这封信写于彼得最后一次入狱的时候,并且某个早期的逼迫正在侵扰这封信计划送达的那群基督徒,那么它的“快速传播定然会受到某些阻碍。逼迫也可能导致人们将这封信隐藏起来一段时间”。[26]爱德温·布卢姆(Edwin A. Blum)说:“如果这封信被送到一个远离主要交通要道的地区,或者被送到一个突然遭遇逼迫的地区,那么通常的流通模式可能会受到阻碍。”[27]而哈里森进一步提出,作为一封普通的书信它很少被人们提及,可能是因为“没有哪个教会着意保留它或致力于广泛地传播它”。[28]
普伦普特里(E. H. Plumptre)提出,信中谴责的那些假教师可能会作出各种努力来隐瞒它的存在,并尽力利用他们的权威来否认它的作者。“毫不奇怪,”他总结说,“他们会对作者问题提出质疑,并且这些疑问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传开来,甚至被那些没有相同动机要倡导它们的人所复述。”[29]
叙利亚教会直到6世纪初叶才在自己的正典中收录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优西比乌无疑知道叙利亚教会不接受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一事,而且这事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引起对彼得后书的疑虑。格林提出,叙利亚教会的沉默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这封书信;他们的沉默可能是有意而为的。他这样解释此事:
犹大书明确地引用了伪经《摩西升天记》(Assumption of Moses),而彼得后书则隐含地引用了该书。诺斯替主义者在误用这类《哈加达》(haggadah)来支持自己教派的观点上广有恶名。特别在叙利亚,滥用犹太式天使论的事最为臭名昭著,因此人们自然会发现,这种地方的教会对有可能支持这些观点的书卷做出最为强烈的反应。[30]
因为某些原因,这封书信很晚才作为彼得的作品开始在大众中流通,这也会引起人们对它的疑虑。2世纪和3世纪充斥教会的大量伪造的彼得文献,也会刺激人们对这封似乎是彼得的书信产生怀疑。这封书信迟迟未能得到普遍认可的每一年,都会让人们接受它为原作一事变得更加困难。
梅厄因为某些内证的原因拒绝彼得后书是彼得所作,但是他承认,若只有外证存在的话,我们应当有强制性的理由接受这封书信;即或它不是彼得所写,我们也应该像很多早期作者所热烈支持的那样,接受它给教会带来的益处。[31]
信件内部的声明。彼得后书对彼得是作者的声明,比彼得前书要有力一些。这封信的作者明确地称自己为“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1:1),并声称自己是基督登山变相的目击证人(1:16-18)。他将自己置于与“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3:15)同等的地位上,提到他先前曾经给收信人写过另一封信(3:1),并回忆起主预言他的死亡一事(1:14;参约21:18-19)。显然,作者有意让自己的读者明白他就是使徒彼得。然而,这些涉及个人的信息,连同彼得后书的其他特征,却被支持和反对彼得是本书信作者的双方,同时自信地拿来作为支持己方观点的证据。
对内容的反应。那些拒绝彼得是作者的人觉得,这些明确的个人信息必须被视为作者急于想要被人当作使徒本人而作出的“过分急迫的声明”。[32]开篇的双重称呼“西门彼得”(1:1),被认为是这篇伪作为了造成彼得是作者的印象而刻意而为的。这些人认为,如果作者是彼得本人,他应该像彼得前书那样简单地写下“彼得”二字即可。对此我们可以同样有力地回应说,如果这是一篇伪作,那么模仿者不太可能如此明显地偏离自己所模仿的模型。人们认为,采用双重称呼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这封书信的作者正是福音书中出现的彼得,因为只有在福音书中才能发现这种双重称呼。但是这种双重称呼仅见于马太福音16:16,路加福音5:8,以及约翰福音(17次)。在所有福音书中,他被叫作“彼得”的次数多于被叫“西门彼得”的次数。而且在彼得后书1:1,原文明显是Sumeōn;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词形,在新约中仅另见于使徒行传15:14。“这种词形若不是来自彼得自用的希伯来名字,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在2世纪的作品中不再出现的古老拼写方法,甚至在所有伪托彼得的文献中也不曾出现过。”[33]伪托彼得的文献在用到他的本名时,总是用希腊化的词形“西门”(Simōn)。2世纪那些伪托为彼得的作者,极不可能回头寻找他的希伯来形式的名字。
有人断定1:14提到的彼得的死是根据约翰福音21:18,而这种文献依赖关系“将彼得后书的写作日期推后到了它广为人知的1世纪末期”。[34]但是我们并无必然的理由假定它依赖于第四福音书。鉴于主在约翰福音21:18(另参13:36)的预言是直接针对彼得说的,因此这个典故直接来自彼得清楚记忆的基督话语(verbum Christi)才是更自然的观点;显然,约翰福音21章的话语和事件对彼得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当时的环境无疑再次让他回忆起了这个场景。因为约翰福音21章里的任何词汇都没有被移植到彼得后书中,所以我们应该更自然地将这些回忆视为彼得自己的评论,与约翰福音更晚的记载相互独立。
关于基督“在圣山”上变了形象的记载(1:17-18),是这封书信中唯一直接提到的一件耶稣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这个记载也被人当作又一个作者想要让人把他当作使徒彼得的例子。但是如果这是伪托的作者故意伪装成使徒的例子,那么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他选择了这件特殊的事情,而没有提到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因为登山变相在早期使徒的讲道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如果作者就是彼得本人,那么这件他可以亲自担保的、实际发生在道成肉身的主身上的事迹,就提供了对他正在捍卫的末日盼望的证明,并让我们提前尝到一点这盼望的味道。因为信中关于登山变相时天上传来的声音的用词和任何福音书的记载都不相同,将其视为彼得自己对这件事的叙述仍然是更为自然的方式。格思里指出:“这封信完全没有我们在伪托的作品中时常可以找到的各种润色痕迹;事实上,对比《彼得启示录》里关于登山变相的只言片语就能够说明这一点。”[35]用“圣山”来指称这个地点,也并不意味着写作的时间就是人们开始崇拜这些圣地的后使徒时代。这里的形容词“圣”的用法完全遵照圣经的惯例,用来说明一切神向人显现的地点之圣洁(参出3:5,15:13;书5:15;诗3:4)。
反对彼得是作者的人认为,信中提到“你们的使徒”(3:2,美国标准译本)和“父辈”(fathers,3:4),暗示“使徒们和最初那些福音布道家在这封信写成的时候已经去世了”[36],并且因此“作者本人无意中承认他属于后来的世代”。[37]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回应说,对这几句话作如此理解乃是出于主观的印象。鉴于作者已经将自己视为使徒中的一员(1:1),因此在提醒读者们记住使徒在他们中间的事工时,他也可以毫不困难地将自己放在使徒之中,因为所有使徒都是为了信徒们的益处而被派遣的。作为一位真正的使徒,这里彼得可能相当自然地“因为谦卑和体贴的缘故,在对自己的读者说话时将自己的身份隐藏在一群同事之中,特别因为他们主要是从别的使徒那里而不是从他手中传承了基督教时,就更是如此”。[38]至于信中提到“父辈”已经睡了(3:4),并不必然代表彼得去世以后的时代。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里指的是教会中的早期教父,那么这一段可以理解为面向未来的预言,告诉读者那些亵慢人在他们自己的世代将要说的话。但是甚至早在彼得去世以前,主一直耽延没有再来的事情就在早期教会中引发了问题(参林前15:6、52;帖前4:17)。然而这里和新约中别的地方一样,更自然的方式是将“父辈”理解为旧约中的族长(徒3:13;罗9:5;来1:1)。“从创世开始,亵慢人就不断地谈论这些事情(不是从新时代开始的),并且接下来的两节经文毫无争议,乃是暗指创世记的内容。”[39]很明显,这些亵慢之人是根据宇宙系统不变的连续性来否认彼得的教导。
有人相信,3:15-16这一段经文“毫无疑问地带着2世纪的印记”。[40]这些人认为关于保罗书信的段落“暗示教会已经收集了他的书信集,并且它们已经被承认是圣经的一部分,与旧约圣经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在彼得有生之年发生,甚至在他去世后数年之内也很难发生”。[41]因此,他们无法相信彼得可能将保罗的书信称为圣经。
短语“他一切的信上”(3:16),并没有指明作者究竟知晓多少封保罗的书信;这句话也并没有暗示当时存在着一卷权威的保罗书信集。从彼得前书看,彼得似乎知晓数封保罗书信。格林说:
假定彼得在保罗主要的书信写成之后数月之内就读到这些信件,这样的假设并无任何的困难;事实上,考虑到他们具有共同的朋友西拉,以及他们都曾经在哥林多和小亚细亚一带活动,以及罗马的道路系统所提供的便利交通,这种假设十分可能成立。[42]
作者也并没有说他的读者知道所有的保罗书信,就像他们拥有完整的保罗书信集一样。“信中有些难明白的”(3:16)这种说法,反而暗示他们并没有亲自拿到这些信件。这些信件已经广泛流通,以至于假教师们可以歪曲他们的内容为自己所用,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要到2世纪才可能发生。这些教师们一直在基督的教会中到处流窜,因此他们有机会读到零散的保罗书信,并非一定是读到结集出版的书信集。对保罗书信的错误解释几乎在当时立刻出现了(参罗3:8;林前5:9-11;帖后2:2)。对他的信件的无知和恶意歪曲并不是2世纪才发生的事情。
将使徒称为“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3:15),也不像是2世纪的作者所为。这种称呼将保罗视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同时代人,而不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过世的圣徒。与此相反,2世纪的作者使用更尊崇的方式描述保罗,例如“神圣而荣耀的保罗”、“圣保罗”,以及“神圣的保罗……配得祝福的”。[43]我们很难看出,一位2世纪的伪托者,如何可以找到这里所表达的热情而亲密的称呼方式。
但是,彼得是否会将保罗的书信置于与“别的经书”同样的地位上呢?很多学者坚持认为,要经过可观的年岁,保罗的书信才可能具有这样尊崇的地位。[44]对于这封书信的作者而言,“经书”一词很明确是指“人被圣灵携带,说出从神而来的话语”(1:21,译自希腊文)。彼得清醒地认识到保罗的呼召和事工是从神而来(加2:6-9),难道他会拒绝承认保罗的作品是圣灵默示的吗?保罗反复强调自己的作品是神所默示的(林前2:13,14:37;帖前2:13),并且期待他的基督徒读者承认这个事实(林前7:17,14:37-39;帖后3:14)。从一开始,保罗的信件就和摩西、先知的作品一道在教会中被诵读(参西4:16;帖前5:27)。早期基督徒承认他们是神所差派的、基督的使徒,因此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就将使徒的书信视为神所默示的。2世纪的作者们清楚地承认使徒们的作品和他们自己的作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不相信使徒作品从开始就是神所默示的批评家们,觉得将这些作品称为“经书”只能是后使徒时代的事情。塞缪尔·卡特利奇(Samuel A. Cartledge)观察到:
激进的批判主义者(Radical criticism)认为,那些不被认为是神所默示的作品,需要时间才能渐渐被人们视为神所默示的书卷。而保守的批判主义者(Conservative criticism)则不需要这样的时间间隔。[45]
还有人努力想要将彼得后书所谴责的虚假教导与2世纪的某些种类的诺斯替主义联系起来。万德(J. W. C. Wand)提出这封信是一篇伪作,属于“2世纪前25年的埃及作品,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稍后由巴西理得(Basilides)发展为一种特定哲学体系的基督教诺斯替主义”。[46]学者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彼得后书所谴责的教导里含有构成2世纪诺斯替主义的基本元素。但是这封信里所刻画的景象并不能让我们将其中的异端鉴别为已知的任何一种2世纪的诺斯替主义。如果这封信的确是在向诺斯替主义宣战,那么其中缺乏诺斯替主义更为成熟的特征,反而提示我们彼得后书的成书年代较早。这封信所谴责的教导基本上可归于某种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最近的学者,例如包克罕(Bauckham),否认这是一种诺斯替主义异端,因为它没有显示出“真正诺斯替主义的基本标志,即二元论的宇宙观(cosmological dualism)”。[47]格林提出,这些教导显示出与1世纪中叶流行在哥林多的教义之间的某种平行关系。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知道2世纪有哪些反律法主义的运动比启示录中的尼哥拉一党以及哥林多的自由派更接近彼得后书所描述的异端了”。[48]
关联性难题。那些拒斥彼得是作者的人也发现这卷书信与彼得前书相关的内容上存在一些困难。因此艾伯特·巴尼特(Albert E. Barnett)断言:“与彼得前书的风格差异,为这两卷书信出自同一个作者的观点制造了不可逾越的困难。”[49]琼斯(Jones)如此描绘了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彼得后书迟缓、笨重而费解,通篇有意识地采用修辞手法来表达观点,而彼得前书则极为清楚简洁”。[50]这两封书信在风格上的差异早就为人所知。这也是哲罗姆所强调的两个难题之一。他提出,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彼得采用不同的书记员而造成的。梅厄在冗长而仔细地考察了这两封书信的语法和风格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二者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某些人试图声称的那么大。”[51]哲罗姆因为风格上的差异而觉得困难,但是比格观察说:“似乎优西比乌、奥利金或者克莱门这些更加权威的教会领袖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古代的批评家们甚至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与普罗提诺(Plotinus)的作品中发现了更大的风格差异。”[52]
这封书信的作者曾经因其“做作的修辞”与试图“使用一种超过自己文字能力的风格”来写作,而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53]在拿它与标准的古典希腊风格进行比较时,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看法,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还有某种确切的亚细亚写作风格甚至比这封信的行文更为冗赘和傲慢。[54]”格林的结论是:““按照这种文学标准来判断,彼得后书的风格不再显得那么引人注目。实际上,它与这封令人感动的书信背后所隐藏的多变的、情绪化的思想极为匹配。”[55]这封信也许反映了彼得自己心中纷乱的情绪,显示出他在匆忙中给自己无法访问的教会写信时未加修饰的想法。
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之间也存在遣词上的显著差别。罗伯逊(A. T. Robertson)认为,这是两封书信之间“最明显的差别”。[56]按照比格的计算,彼得前书有361个词没有出现在彼得后书,而彼得后书有大约231个词没有出现在彼得前书。它们共同使用的词汇只有100个。[57]但我们若比较提摩太前书与提多书,也可以得出类似的语言统计结果,而这两卷书信在主题上的相似性比彼得前书与彼得后书更甚。但是,正如霍默·埃布赖特(Homer Kingsley Ebright)指出的那样,彼得书信与新约其他作品之间的词汇差异更大,也更加引人注目。“若将新约视为一个整体,彼得前书所用生僻字是新约其他作品的7倍,而彼得后书则达到了10倍……因此,引人注目的差异不在于这两卷彼得书信之间,而在于这些书信与新约其余部分之间。”[58]哈里森还指出了这两封书信在遣词造句和思想上明显的相似性。[59]韦斯(B. Weiss)用这样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判断:“彼得后书与彼得前书的关系,比它与新约中任何其他作品的关系都要近。”[60]若考虑到这两封书信在品质和语气上的明显不同,我们很难看出一位后来的、彼得前书的模仿者如何可以制造出这样的相似性;更可能的情况似乎是同一位作者完成了这两件作品。
想要通过词汇和风格来确定作者的方法,特别是运用在如此短小的作品上时,是不太可靠的。作者的风格会因为情绪、写作目的、主题和援引的材料而变化。佩顿·格洛格(Paton J. Gloag)引用了罗伊斯(Reuss)的话,后者基于另外的理由而拒斥这封书信为彼得所作:
我们对于这两封书信所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现代批评所十分强调的语言学差异上。这两封书信太短了,并且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而且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只有当我们可以根据其他理由证明这种怀疑时,才值得考虑这样的差异。[61]
人们普遍认为,犹大书和彼得后书——特别是它的第2章——有着明确的文学关联。如今,人们通常假定是彼得后书引用了犹大书。那些偏向犹大书在前的人认为,较长的书信借用较短书信的可能性更大,较短的书信从较长的书信里面仅仅借用一小部分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人们认为,通过比较犹大书和彼得后书2章的平行段落,可以得出彼得后书借用犹大书的结论。根据犹大书在前的假设,斯科特(Scott)得出结论说,彼得后书不可能是彼得的作品,因为犹大书自身“是一件较晚的作品,成书于彼得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很久之后”。[62]这个结论唯有在彼得抄袭了犹大书,并且犹大书写成于彼得去世之后这样的条件下方能成立。但是这两个条件都值得怀疑。[63]库梅尔(Kümmel)断言:“根据彼得后书与犹大书的文学关系,彼得不可能是真正的作者。”[64]但是格林辛辣地反驳说他“太过天真”,并且他还在别处提到,约瑟夫·钱恩(Joseph Chaine)的注释书既支持犹大书在前,又支持彼得是彼得后书作者的事实。[65]这就说明,学者们接受犹大书在前的观点并不自动地证明彼得后书是伪作。
有人指出信中的某些教义与彼得是作者的观点相冲突。因此,麦克尼尔(A. H. McNeile)觉得“使徒彼得完全不可能在彼得前书中强调我们主的受难”以及别的基督教义,“却写下另一封毫不提及这些事情的书信”。[66]格思里回应说:“认为一个作者的任意两件作品都应该对相同的主题给予同等的关注,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67]彼得后书的确没有直接提到基督的死,但是这封信暗示这个事件是作者的基本立场。在信中,耶稣被反复称为“救主”(1:1、11,2:20,3:2、18),在“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一句中暗示了十字架的存在,并且在2:1里用“买他们的主”清楚地指向十字架。作者在谴责反律法主义时,隐含地将十字架作为立论的基础。
整个彼得前书里对圣灵的表述相当引人注目,但是在彼得后书里,仅仅在涉及圣经的默示问题时提到过一次圣灵(1:21)。批评者们认为缺乏对圣灵的强调不像彼得的风格。这个特征也许令人吃惊,但是格林恰当地提议说,彼得要挑战的局面里隐含着解决这个难题的线索。
反律法主义者不需要人提醒他们圣灵的大能可以让他成圣;相反,他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圣洁的需要以及人的努力在其中所发挥的功用。所以作者专注于劝勉,以及严厉地谴责这样的罪。[68]
这两封信里对基督第二次降临采用了不同的希腊语词汇,也是被人拿出来作为支持有两位不同作者的论据。彼得后书使用的词汇是parousia(“到来”或“同在”),而彼得前书使用的是apokalupsis(“揭示”,已经存在之物的“显现”)。梅厄称后一个词汇为“更好的、更丰富的短语”[69],似乎暗示彼得前书里第二次降临的观点更高级。但是这种不同的词汇并没有任何份量,因为它们的使用只是为了配合不同信件所强调的重点而已。彼得前书的目的是鼓励被逼迫的信徒,因此使用这个词来表示“揭开遮盖着主的面纱,让他们看见主在属灵上时时与他们同在”;而彼得后书是为了警告,那些人拒不承认那买赎了他们的主,因此使用这个词汇来表示“外出的君王突然出现在悖逆的仆人面前”。[70]保罗也同样使用不同的词汇来强调不同的侧面。
用教义的差异作为基础来否认彼得是这封信的作者,乃是现代才出现的做法。早期教会从来没有根据这一点对彼得的作者身份提出任何疑问。这封书信里没有任何教义上的特征可以被排除在使徒时代之外。
彼得后书的作者是谁?在这个问题上,注释者们同时利用外证和彼得后书的内容来支持完全相反的结论。斯科特断言:“我们要么承认彼得后书是使徒原作,要么认定它是后来故意伪托他的名写成的作品,除此之外别无选择。”[71]与许多现代学者一样,斯科特接受了第二种可能性,但是伪托一事并未定案,并不能让那些支持彼得是这封信作者的人哑口无言。
要毫无破绽地伪造一封信件,需要以下条件:
这类作品的真正作者必须完全无人知晓,并且为要掩盖它在公认的作者死亡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所带有的奇怪性,伪作突然开始流传必须带有某种神秘性。[72]
如果这封书信是伪作,我们必须假定真正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支持彼得不是此信作者的人可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作者的确故意这样做,以便让他自以为是的使徒信息可以被人听见。而支持假借彼得之名写作的人则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无害的文学手法,并不牵涉任何不诚实的意图”,[73]并且援引当代的文坛惯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完全消除实际存在的不诚实。这种故意的欺骗与基督教的伦理标准相冲突。弗隆穆勒(Fronmüller)坚持认为这种观点带给我们“一个无法解决的心理学谜题”。他质疑说: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有着活生生的基督徒之灵的人,一个明确谴责所有狡诈谎言的人,却以使徒彼得自居,冒他的名写下这封信,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出现吗?故意伪造与清楚说明——谁能够调和这二者?[74]
有人对采用这样的心理学和伦理学原则来评价这一类作品提出非难;[75]但是我们绝不能忽略基督徒的品行要求,“否则,我们就是承认基督教对文学领域绝对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格思里如此说。[76]有证据表明,故意的伪造在正统的基督徒圈子里并非是一种可接受的惯例。德尔图良(Tertullian,又译“特土良”)讲过一个写作《保罗与特格拉行传》(Acts of Paul and Thecla)的长老的故事(De Baptismo 17),其中给出了我们所要的证据。“这位长老被人发现伪造并遭革除,尽管他发誓说自己纯粹‘因为爱保罗’而伪托他的名字写作,而且至少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他的作品还相当正统。”[77]德尔图良一点都没有说他被革除是因为异端的缘故,而是说他因为伪托保罗的名发表作品而得到这样的下场。格思里进一步指出,在《穆拉多利经目》中提到某些“伪托保罗之名的书信不仅被提出,而且特别被拒斥,并形容它们与真正的保罗书信相比,就像胆汁和蜂蜜相比一样”。[78]
优西比乌记录了一个故事,说到安提阿的塞拉皮恩(Serapion of Antioch)访问一个位于基利家省罗素城(Rhossus)的小教会时,发现他们竟在因为《彼得福音》而争吵。他觉得既然他们都是正统,并且自己对这本书也不熟悉,便指示他们应该允许人们诵读这本书。但是后来他亲自研究了这件作品,发现这是一件宣扬马西昂异端的伪作。他以前认为这件作品只是作为正典的福音书的简单补充,于是为了平息争议而大度地允许在教会中诵读此书。但是现在他坚定地禁止使用它,因为它是伪作,而且是一件异端作品。在写信给这间教会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们就像接受基督本人一样接受彼得和其他使徒。但是那些伪托他们的名字写成的作品,就是我们都熟知的那些东西,我们却要拒绝”(《教会史》6. 12)。
根据早期教会对待伪作的态度之证据,格思里得出结论:
如果伪作经过文学批评,却能得到人们的承认被归入新约正典,那么一定是因为它们真正的本性没有被读者所认清。[79]
异端教派会产生伪作和促进伪作的流行,因为它们的目的是宣扬在其他条件下不会被人接纳的观点。正统教会圈子却坚定地拒绝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使徒的作品所给出的见证之上。于是,他们会渐渐变得需要检验所有自称为使徒的作品。因此,“我们很难看出一件早期的伪作如何可能在经过一段可观的时间间隔之后得以流行,尤其是那些明显可疑的作品”。[80]但是彼得后书在经受了全面的检验之后,却被视为原作纳入了正典。
支持和反对彼得后书是原作的学者们,都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证。这场争论尚未结束。如果说支持它是原作的论证尚未说服那些拒绝接受它出自使徒之手的人,那么,反对它是原作的人也还没有证明它是伪造的。无条件拒绝彼得是彼得后书的真正作者,并断定此书是彼得死后的作品,这种观点在现代新约研究中已经获得了教条性地位。但是迈克尔斯(J. Ramsey Michaels)发现:“反对这卷书真实性的情况有所夸大,而且在多年没有增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渐渐有发展和坐实的倾向。”[81]支持本书真实性的人对批评者提出的有力论据都给予了合理的回答。正如格林对彼得后书之事的总结那样:
在语言和教义上并无确切的年代错误;它也没有隐藏异端的用心;它所提到有关彼得的情况,都是我们本已知道的信息;它不像《托克莱门名讲论集》(pseudo-Clementines)那样善辩,也不是《彼得讲道集》(Praedicatio Petri)那样的童话传说。它与2世纪任何可以确定的、以彼得名义发表的伪作都毫无相似之处;它一点也没有提及2世纪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千禧年(chiliasm)问题、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发达的神智学体系(theosophical systems)或者教会的领导权,等等。若是一篇伪作,它并无令人满意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事实上从任何角度看,反对这篇书信的论据似乎都不能令人信服。[82]
人们可以选择的方案似乎只有两种:承认这封信是彼得的原作,或者认定它是一篇2世纪上半叶的伪作。但是,近来出现了一种折衷的看法。因为彼得后书贫乏的外证以及书信的内容所引起的困难所带给人们的强烈印象,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使徒彼得并非这封信的直接作者,而是彼得的同事或门徒以他的名义写成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他去世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个观点由哲罗姆首先提出,后来被加尔文(Calvin)所接受,并得到一些现代学者的支持,例如法勒、塞尔温(Selwyn)、马丁(R. P. Martin),以及其他一些人。迈克尔斯是当代这种观点的倡导者,他提出最好将彼得后书视为“彼得去世以后,某个或某几个使徒的追随者将真正出自彼得的材料按照遗嘱的形式组织在一起,从而形成的大纲或文集”。他认为这种立场公平地“处理了那些似乎出自彼得本人之手的元素,也满足了这封信出自更晚年代的观点”。[83]作为一种折衷,这种观点并非全无可能[84],但是它没有充分地考虑信中直接声称彼得是作者这一点。另外,信的内容层层推进而又完整统一,很难支持它是对出自彼得的材料的汇编之观点。将这封信看作为了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而在后期对属于彼得的材料所进行的遗嘱式编纂,对于把它当作真正的彼得作品来理解其内容而言,并不必要。
接受这封信是彼得所写的观点,导致了它被正确地纳入新约正典。这种观点尽管确实被各种问题所困扰,但是与别的观点一样,在理性和让人满意的程度上是完整的。它接受了这封信所声称的作者,并排除了所有认为它欺骗性地提及各种人名的假设。信中提到的这些人和事迹完全符合使徒彼得的经历。人们公认它比已知所有伪造的彼得文献写得更好,这也为这种观点增加了份量。“它的道德价值标准,不容争议地证明它是一件圣灵默示的作品。”[85]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在经过调查以后,教会将这封信纳入了新约正典。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属灵辨识力,让教会有信心拒绝那些伪造的彼得文献。我们同意埃布赖特的结论:
当我们发现一封书信具有彼得后书一样的高贵品质、创新性和高尚的道德观,通过大多数的调查方法也找不出任何年代错误,其中也没有任何怪诞的神迹、愚蠢的传说或与彼得的思想人格相悖的异端教训,反倒随时提醒我们记起使徒行传和福音书中描述的那位充满激情的使徒,并且在信中直接宣告了彼得是作者,又经过多年严峻的考验而受到基督徒的普遍称赞,那么我们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这是一封真正出自使徒彼得这位布道家的信,并且20世纪的世界能够从他那由三个部分构成的信息中大大地得益。[86]
对彼得后书的批判性讨论,曾经多次提到有关这卷书信的统一性问题。有人提出第2章是后来插入的,而且似乎源自犹大书;但是其支持者们无法就插入部分的开始和范围达成一致,因此削弱了这种假设。这样的观点在任何抄本、版本或者任何类型的早期作者中都找不到支持的证据。内证也同样与之对立。“整封信的思想明显地连贯一致,风格统一,并且作者时常回顾自己前面说过的话,或者预告将要提到的事情。”[87]作者将警告与劝勉的双重目的贯穿全信,使得这封信既统一又连贯。
但还有一些人提出,这是彼得去世后的某位门徒,将手中众多出自彼得的材料残篇糅合成这封书信。但是他们同样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可靠地判断哪些部分是真正出于彼得,而哪一些部分又是编者所加入的。格林反驳说:
如果一个人要费尽心力地去辨识这封信里属于彼得的元素,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忘记那位毫无证据的、不可能的编撰者,而将整封信都归于彼得名下呢?[88]
在1:1中,对读者的称呼是一般性的:“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句话似乎暗示他们是外邦人基督徒。关于读者的身份,最棘手的问题出现在3:1:“这现在是,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希腊文原文的语序是“这已经是,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了”,暗示这封信是紧接着第一封发出的。但是“第一封信”又指的是哪一封信呢?人们一般认为这指的是我们的彼得前书;于是,可以想象读者就是分散在小亚细亚的五个行省的教会(彼前1:1)。但是其他人拒绝承认这种读者身份,并认为第一封信指的是一封已经遗失的信。他们断言3:1所暗示的信的特征与彼得前书不符。因此,戴纳(H. E. Dana)认为这封遗失的信是“一个提醒;也就是说,与彼得后书的性质几乎相同,是一篇教训与使人归正的信息。而彼得前书则是以劝勉与安慰为主的信息。”[89]彼得前书的确没有包含彼得后书3:1-7相同的句子;但是它也的确具有“激发他们的心”的作用;彼得前书劝告的特征十分明显。如果这里所指的不是彼得前书,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定位彼得后书的读者。
人们也在争论,到底彼得后书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还是外邦人基督徒。有些人,比如西奥多·扎恩(Theodor Zahn),认为读者是住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犹太基督徒,是通过彼得和十二使徒中其他人的事工而信主的。[90]那么,他们也许就是雅各书中提到的那些基督徒。有人认为1:16所说“因为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暗示作者以前曾经在读者中间做过宣教的工作。但是1:1将读者描述为“与我们得到了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更自然地暗示他们是与彼得和其他犹太基督徒不同的外邦人基督徒。如果这封信与彼得前书是写给同样的教会,他们可能是混合的基督徒社群,而其中多数人具有外邦人的背景。显然,这封信是写给一个理所当然地承认保罗的领导和权威的群体(3:15-16)。但是1:1一般性的称呼暗示,在这封信里彼得没有专门考虑彼得前书里的那群收信人。卡芬(B. C. Caffin)对更为宽广的受众是这样解释的:
被假教师所控制的危险已经威胁到小亚细亚以外的其他教会;因为使徒特别写了这封更一般性的信件,可能有意让它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91]
如果彼得心里有意识地想将这封信送给更普遍的受众,那么其中所提到的使徒布道就不一定被限制在任何一间地方教会中。这封信的写作是为了执行基督交给彼得的使命——“牧养我的羊”(约21:16)。
1. 写作时间。那些否认彼得是作者的人,将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定为2世纪上半叶。《彼得启示录》的写作时间标志着彼得后书最晚的成书时间,因为《彼得启示录》的作者引用了彼得后书。这部作品不可能晚于公元150年,甚至也许是公元110年至140年之间的作品。支持彼得是彼得后书作者的人,则将本书的写作年代定在1世纪之内。
若我们接受彼得为此信的作者,那么其写作年代不可能晚于公元68年,也就是皇帝尼禄(Nero)死去的那一年。基督教传统认为,彼得是在尼禄迫害期间殉道的。将此信定在彼得生命的晚期似乎是可行的;它带有年老之人的写作痕迹。彼得实际殉道的时间不详,有人认为他在大逼迫开始爆发的时候就殉道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最晚直到公元67年甚至68年才殉道。看起来彼得比保罗先殉道,因为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时,彼得已经不在罗马了。当时,似乎他已经去世了。如果彼得在尼禄早期的一波迫害中被捕,那么也许这封信写于公元65年。
2. 写作地点。这封信不像彼得前书那样包含着写作地点的提示信息。如果彼得前书写于罗马——很有可能就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认为彼得后书也是写于那里。怀特(W. White)提出,彼得后书“实际上是一封监狱书信,写于使徒生命最后的日子里”[92],这个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很高。
而那些拒绝承认彼得是作者的人,就只能假设它的写作地点了。他们提出的可能地点包括罗马和埃及。
1. 写作情境。这封信的直接写作情景是彼得从收信的教会得到消息,听说那里爆发了各种假教导。如果这封信的收信人与彼得前书相同,那么这一信息让彼得加倍紧急地要写信给他们。彼得前书是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忍耐外部的逼迫;但现在他们所面对的是教会内部由异端教师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危险。彼得在这种危险尚未造成毁灭性后果时就展开还击。
个人的考虑似乎也是彼得写这封信的原因。他年事以高,再加上写信时所处的环境,让他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将离开人世。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总结自己心里一直关心的问题,并将自己的回忆留给教会。这封信将会指导和警告那些面对困难的信徒们,在他离世之后给他们留下些许安慰和鼓励。这自然地解释了现代学者们所强调的,即这封信的“遗嘱”特征。尽管包克罕拒绝承认彼得是作者,但是他承认“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彼得真的希望对自己死后还活着的那些基督徒说话,而这封信是实现他目标的理想形式”。[93]
2. 写作目的。就像犹大书一样,彼得后书的写作目的是揭露和击败假教师对教会的入侵。他希望激发信徒们,提醒他们牢记真理(1:12-13),为要装备他们能够面对危险。因此,他首先提醒他们新生命的本质,就是他们目前所进入的生命状态(1:3-21),然后刻画了假教师的形象,并警告他们提防假教师(2:1-22)。他驳斥了他们对基督再来的盼望所作出的特别攻击(3:1-13),并劝勉自己的读者在基督徒的盼望下生活(3:14-18)。在基督再来之前,这是一个适宜的信息。
这封信的特征是生动地描述了基督教会里的假教师,并强烈地谴责了他们。作者令人印象深刻地刻画了这些教师的工作和人品。他们在教会中引进“破坏性的异端”,包括对“买他们的主”的否认(2:1);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2:10-12),并讥诮基督再来的应许(3:3-4)。他们不道德的生活揭露了自己的放荡和淫乱(2:13-14),并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2:2)。他们大大地许愿要给自己的跟随者们以自由(2:19),因此引诱了心不坚固的人(2:14、18);他们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2:19),甚至在白昼也这样行(2:13)。他们被刻画为毁谤在尊位的(2:10、12),并受到反律法主义精神的影响。
这些假教师已经在某些地方开展工作(2:11-12、17-18、20,3:5、16),但是借助先知性的洞见,彼得看到这种邪恶有可能造成更加广泛的影响。韦斯观察到:
那些当时用所谓真正的基督教自由来引诱愚妄人的诱惑者,与未来建立宗派的异端之间的不同,在信中有十分清晰的区分。[94]
但是,对于这些假教师的身份,人们的看法各异。扎恩认为这些人歪曲了保罗因信称义的教义,最后变得毫无道德准则。[95]比格认为他们让人陷于不道德的混乱,就像保罗所责备的哥林多的情况一样,并认为这种情况当时已经开始入侵小亚细亚的教会。[96]其他人则认为他们表现了某些形式的早期诺斯替主义。斯特罗恩在提到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时断言:
这些书信呈现出某种早期的诺斯替主义,对此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疑问。而且,信中很清楚地标明了诺斯替主义的两个发展趋势,即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反律法主义。[97]
但是其他人,例如包克罕,却认为这些教师以否认使徒的教导为主,并没有显示出构成真正诺斯替主义的二元论宇宙观,因此也许“他们将自己视为大胆而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希望清除教会中大量传统的愚行”。[98]但是不论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何,这封信都合宜地刻画了1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所出现的混乱场景。
为了反驳这些假教师,这封信特别强调知识。知道或知识这两个词,以及它们的各种变体,在整封信里出现了16次。[99]其中,作者6次使用了这些词的加强形态,强调了全备的知识。这个对基督徒极为重要的知识,乃是从在基督里的活泼信心与神的应许中涌出的(1:2-4),它也是基督徒不断成长和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11)。使徒见证的确定性和神所默示的先知启示,成为这种基督徒知识的锚(1:16-21)。
这封信里有一些具有持久重要性的教义段落。在1:20-21里提到预言的来源,特别具有基本的重要性。通过正反两个方面,这两节经文宣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完全可靠的。这个段落与提摩太后书3:16-17一起描绘了圣经的起源、本质和功能。
具有持久重要性的教义还包括3:5-13所讨论的三个世界。彼得根据改变自然的外部物理事件,将历史划分为三个漫长的宇宙时期。首先是大洪水之前的世界,即世界尚未被洪水毁灭之前的时期(5-6节);然后是现在的宇宙系统,即“现在的天地”(7节),它是将要被剧烈的末世之火所消灭的世界;接着是未来的世代,即“新天新地”(13节),有义居在其中。直到20世纪,怀疑论者还在不断地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3:4);但是随着原子时代的到来,我们现在有了可怕的证据,证明彼得所描绘的当前世界被熊熊烈火所消灭并非仅仅是一种不可能的幻想;现在我们有证据证明它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对于彼得而言,有关未来的清醒预言可以提醒现在的人们,遵守合适的道德行为是一种义务(3:14-18)。
一、开始的问候(1:1-2)
(一)作者(1节上)
(二)读者(1节下)
(三)问安(2节)
二、基督徒生活的本质(1:3-21)
(一)神所赐予的属灵生命(3-4节)
1. 恩赐的性质(3节上)
2. 恩赐的方式(3节下-4节上)
3. 恩赐的结果(4节下)
(二)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要(5-11节)
1. 属灵成长所涉及的品格(5-7节)
(1)需要努力地成长(5节上)
(2)需要培育的属灵品格(5节中-7节)
2. 属灵成长的奖励(8-9节)
(1)充足成长的效果(8节)
(2)不成长的害处(9节)
3. 对属灵成长的劝勉(10节上)
4. 属灵成长的结果(10节下-11节)
(1)今生稳固的保证(10节下)
(2)得胜地进入永恒的国度(11节)
(三)基督徒生活的权威基础(12-21节)
1. 使徒的个人关怀(12-15节)
(1)作者个人预备提醒他们(12节上)
(2)作者礼貌地承认他们在真道上坚固(12节下)
(3)写信给他们的个人动机(13-14节)
①采取行动的合宜性(13节)
②作为动机的知识(14节)
(4)为提醒之事所作的睿智的预备(15节)
2. 基督教真理的客观确定性(16-21节)
(1)使徒信息的确定性(16-18节)
①信息的特征和内容(16节)
②信息的进一步证实(17-18节)
A. 天父赐下尊贵荣耀(17节上)
B. 神的声音指明耶稣的身份和神的嘉许(17节下-18节)
(2)先知启示的确定性(19-21节)
①先知话语的特征(19节上)
②预言的功能(19节中、下)
A. 对待圣经的合宜态度(19节中)
B. 将要替代先知光照的东西(19节下)
③先知话语的来源(20-21节)
A. 关于圣经的全面禁令(20节)
B. 关于圣经来源的正反两方面宣告(21节)
三、警告读者提防假教师(2:1-22)
(一)假教师的概要刻画(1-3节)
1. 假教师的特征(1节)
(1)假教师的历史类比(1节上)
(2)假教师的根本特征(1节下)
2. 假教师所取得的成功(2节)
(1)许多人跟随(2节上)
(2)悲剧性影响(2节下)
3. 假教师的动机(3节上)
4. 假教师必然灭亡(3节下)
(二)神对邪恶所采取的法律行动(4-10节上)
1. 神过去审判的例子(4-8节)
(1)犯罪的天使的例子(4节)
①他们不曾被饶恕(4节上)
②他们被监禁等候审判(4节下)
(2)大洪水之前世界的例子(5节)
①古代的世界也没有得到宽容(5节上)
②唯有义人挪亚和家人得保存(5节下)
(2)所多玛和蛾摩拉的例子(6-8节)
①邪恶城市之毁灭(6节)
②义人罗得得救(7-8节)
A. 得救之人的特征(7节)
B. 罗得在所多玛的经历(8节)
2. 关于神圣审判的结论(9-10节上)
(1)关于两类不同之人的一般性结论(9节)
(2)特别适用于假教师的情况(10节上)
(三)对假教师的激烈谴责(10节下-22节)
1. 对假教师的生动刻画(10节下-16节)
(1)假教师的傲慢(10节下-11节)
(2)假教师的残忍(12-13节上)
(3)假教师的淫乱(13节下-14节上)
(4)假教师的贪婪(14节下-16节)
2. 假教师的诱惑性影响(17-19节)
(1)假教师的欺骗性(17节上)
(2)重申假教师的灭亡(17节下)
(3)假教师的欺骗性工作(18-19节)
3. 假教师的悲剧性状态(20-22节)
(1)对他们悲剧性状态的刻画(20-21节)
(2)对他们的状态的示例(22节)
四、基督再来的确定性(3:1-18上)
(一)异端拒绝承认基督会再来(1-7节)
1. 使徒写信的目的(1-2节)
(1)关于这封信的评论(1节)
(2)提醒的目的(2节)
2. 好讥诮者对基督再来的否认(3-4节)
(1)关于好讥诮者的预言(3节上)
(2)好讥诮者的画像(3节下-4节)
3. 好讥诮者的声明中的谬误(5-7节)
(1)过去的世界曾被水消灭(5-6节)
(2)未来的世界将接受火的审判(7节)
(二)关于基督再来的正确观点(8-13节)
1. 关于基督再来似乎延迟的解释(8-9节)
(1)神与时间的关系(8节)
(2)神如何使用时间(9节)
2. 主的日子的画像(10节)
(1)主的日子将来临的必然性(10节上)
(2)与主的日子有关的事件(10节下)
3. 考虑到主的日子而过圣洁生活的责任(11-12节)
(1)主的日子对信徒的影响(11-12节上)
(2)主的日子对世界造成的后果(12节下)
4. 信徒关于未来的期望(13节)
(三)考虑到未来而给出的最后劝勉(14-18节上)
1. 考虑到基督徒的盼望而给出的劝勉(14-16节)
(1)考虑到未来,信徒所负有的责任(14-15节上)
①对保持个人纯洁的劝勉(14节)
②关于正确看待基督延迟再来的劝勉(15节上)
(2)对保罗书信的确认(15节下-16节)
①向读者确认保罗书信(15节下)
②对保罗书信的反应(16节)
2. 关于他们属灵成熟的劝勉(17-18节上)
(1)提防坠落的劝勉(17节)
(2)不断成长的劝勉(18节上)
五、最后的赞美(3:18下)
犹大书 导论
简短的犹大书强烈谴责了放荡行淫和背离真道的人,这在新约中是无与伦比的。本书一方面表达对忠心信徒的关爱,一方面怒斥随从情欲的宗教徒,有力地宣告其所面临的审判。此书竭力指斥玷污纯洁信仰的假师傅,坚信神在基督里的启示是不可妥协的。在我们现今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并且越来越愿意把所有的宗教体系都视为合理,很多人认为这封书信和现今不再有关联。然而,只要信仰确实能影响并促进行为,只要神的圣洁继续对峙所有的罪与恶,这封书信就通过向人类宣告神永恒不变的启示而仍有现实意义。
真实性
一、外证
犹大书的证据比彼得后书更加有力。鉴于其文字简洁和内容上的论辩特色,此书确实给了早期教会颇深的印象。
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克莱门”又译“革利免”)所著的《致哥林多人书》(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约公元94年)[100]、波利卡普(Polycarp,约公元155年去逝)所著的《致腓立比人书》(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巴拿巴书信》(The Epistle of Barnabas,约公元130年)和黑马(Hermas,约公元90年-约公元140年)所著的《牧人书》(The Shepherd)都可能对犹大书有所提及。然而这些证据模糊不清,无法确定它们和此书的关联。扎恩(Zahn)认为《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约公元100年-120年)在7.2用了犹大书22-23节。[101]蔡斯(Chase)也认同可能在此书中找到一些关于犹大书影响的具体迹象。[102]基于阿萨纳戈拉斯(Athenagoras)在他的著作《基督徒申辩》(Plea for the Christians,约公元177年)中对犯罪天使的描述(24章),比格(Bigg)得出结论:“几乎没有疑问,阿萨纳戈拉斯认识犹大。”[103]安提阿的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约公元180年)在《致奥托吕科斯》(To Autolycus)的护教辞中似乎提到犹大书13节,他用行星来比喻堕落的人,该比喻仅在犹大书中出现。
犹大书出现在《穆拉多利经目》(Muratorian Canon,约公元170年)中,此书目代表了2世纪中期以后后西方教会的观点。古拉丁文译本(Old Latin version,先于公元170年)中也包括了这封书信。犹大书和彼得书信在3世纪初的伯默蒲草纸抄本集(Bodmer Papyri)中有所记录。
迦太基的德尔图良(Tertullian of Carthage,“德尔图良”又译“特土良”;约公元160/70年-约公元215/20年)称使徒犹大为该书的作者,并称此书为经文,他认为犹大通过引用《以诺书》(Book of Enoch,On the Apparel of Women 1.3)来高举此书的权威。他的措辞暗示了犹大书在北非被公认为正典的一部分。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约公元155年-约公元220年)在他的著作中几次引用犹大书。优西比乌(Eusebius)告诉我们,克莱门在其著作《大纲》(Hypotyposes)中“节录了所有正典,甚至连有争议的部分也没有略去,我是指犹大书,以及其他普通书信”。[104]
奥利金(Origen,又译“俄利根”;约公元185年-约公元254年)在其著作中相当频繁地引用犹大书,似乎高度评价此书。在对马太福音的注释中,他评论说:“没错,犹大写了封仅有几行字的书信,然而全书充满了有着天国恩典的有益文字,他在序言中写道‘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10.17)。奥利金本人对此书毫无怀疑,不过他知道别人对其颇有争议。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约公元265年-约公元339年)在公元325年发表的著作《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把犹大书归入“引起争议的经卷”(Antilegomena),即“有争议的书卷”(2. 23. 25),把此书和教会断然拒绝的伪经明显地区分开来。他评说:“所谓的雅各书和犹大书虽广为人知并倍受赞同,却属于有争议的著作。”(3. 25. 3)他把犹大书归入有争议之著作的理由是古代的作家很少提到这本书。不过他承认有一些作家确实提及过此书,并且教会有很多人认为此书是正典。
狄迪莫斯(Didymus,公元309年-398年)是亚历山大教理学校的校长,他在评论犹大书时捍卫此书的权威,抵制那些因犹大书引用次经而反对此书的人。
哲罗姆(Jerome,又译“耶柔米”;约公元345年-约公元419年)是著名的学者,也是武加大译本的翻译者。关于犹大书,他写道:“他留下了一封短短的书信,也是天主教会七封书信之一。由于书中使用次经《以诺书》作为引证,很多人反对此书。尽管如此,这本书因其年代古老和使用价值而获得权威,并被看作为神圣经文。”(Cat. Script. Eccles., chap. 4)
犹大书外证存在的最大空缺是没有被收入古叙利亚文译本(Old Syrian version,约公元200年)中。叙利亚人厄弗冷(Ephraem the Syrian,约306年-373年)在4世纪的叙利亚教会中名气赫然,其著作的希腊文译本中有几处引用了此书信。萨蒙(Salmon)提到:“对犹大书的引用到底是出于厄弗冷本人,还是译者,这还存在疑问。”[105]安提阿的卢奇安(Lucian of Antioch,约公元240年-312年)没有把犹大书录入他编制的正典中。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又译“屈梭多模”;约公元344/354年-407年)所有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此书。
外证表明西方教会很早就接受了犹大书,因为此书2世纪中期就在意大利、北非和埃及为人所知。然而叙利亚教会长期反对此书,并且在4世纪之前该地区对此书了解甚微。
这封书信文字的简短和内容的论辩特色也可能造成了人们对此书的沉默。所能获得的证据表明,人们对此书的作者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引起质疑的是,此书是否为正典?作者是否有必备的权威来写正典?对次经的引用是否推倒其正典的地位?
面对这些疑问,这封书信确实在正典中赢得了立足之处。迦太基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Carthage,公元397年)高举此书为正典,此决定最终为教会普遍接受。此书的难点仍摆在那里,然而关于其为正典的证据,在经过全面又充分的考验后,被认为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二、内证
作者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1节)。到了第17节,他似乎清楚地把自己和使徒区分开来。作者所具有的谦卑态度有力地反驳了认为此书是在2世纪杜撰的任何想法。杜撰者无疑会选用教会里更有名气和权威的人名,而不会用此书所附带的名字。但是,关于这本书真实性的内证却遇到过强烈的反对。有批评者争辩说,按照传统这本书为犹大所著,然而书中的某些特色显然说明此书于犹大所在年代以外的时期写成。
具体措辞
有人批评说,书中的一些措辞表明本书源自于更晚的时期。他们认为第3-4节体现了1世纪过后基督教教义上的发展。司各特(Scott)坚持认为,对“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仰竭力地争辩”(3节)的呼吁表明,有过一段时期“基督教的信仰被认为是古老并完善的”[106]。但是我们无法根据书中此呼吁来断定成书时期是向后推迟的。显而易见,犹大书确实考虑到这个客观并为神所赐的信仰,持守信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表述并不必然是指正式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信仰”的准确内容和重要性获得了更加明确的定义,然而从早期基督徒那里所接受的“共信之道”被视为保存下来的不变真理。信徒要为之争辩的“信仰”不是一个经过神学上长期深思熟虑而建立的正式信条,而仅仅是真正的基督徒所持守的基督信仰的本体,是为神所赐并具有权威的。保罗在他的几封书信中客观地提到此“信仰”(加1:23,3:23;腓1:27;亦参徒6:7)。
另一个证据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17节)暴露出作者生活在更晚的年代。司各特辩护道:“‘主……之使徒’被用来尊称先前时代预言现今所发生事件的人。”[107]但是,可能会有人回应说,作者认为读者应该记得使徒的教导,这是他们曾亲自听到的,而不仅仅是传说。这里的措辞并没有证明像亨肖(Henshaw)所说的“使徒时代停留在过去”[108],而是说使徒的事工对犹大所在时代的读者来说成为过去。犹大把自己和最初身为使徒的教师区分开来,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把自己置于一个更晚的年代。
被攻击的假教义
司各特称“此书中被攻击的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显然是在使徒时代过后才出现的”[109],但是他并没有为此观点提供证据。这个观点的说服力完全取决于如何评价书中所攻击的错谬。如果认为此书攻击了2世纪发展成熟的诺斯替主义,那么这封迫切需要的书信一定是属于后使徒时代的。但是,任何假定此书论及的是发展成熟的诺斯替主义,都是毫无依据的。莫法特(Moffatt)在鉴定此书的证据后所得的结论是,这里所攻击的错误教义来自于“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当地自由派思想,他们可能在信仰上混合并走了诺斯替的路线,而不是来自于任何明确的学派”[110]。凯利(Kelly)觉得我们在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中时不时听到“教会和诺斯替主义之间决斗开战的枪声,而这个诺斯替主义是在2世纪壮大起来的”[111]。诺斯替的这种倾向很早就出现了,甚至可以回溯至基督教教会兴起之前。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赞同“对假师傅和讥诮者描述的每个特征都可以在使徒时代找到”[112]。哈里森(Harrison)提到犹大书所攻击的罪恶“有加剧的体现,并且和保罗在哥林多所直面的罪恶存在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那里有些信徒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倾向,他们不愿意服从在使徒权柄之下”[113]。启示录2:14-15、20、24清楚地表明这样的罪恶很快在小亚细亚的教会中出现。犹大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促使犹大写作此书的信息在被牵涉到的教会中是前所未有的,犹大写此书来指导他们如何应对这样的罪恶。
被使用的次经
犹大明显地引用了次经,这一事实一直受到关注,正如上文哲罗姆所评论的。第9节提到的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之间关于摩西尸首的争辩被认为是引自《摩西升天记》(Assumption of Moses),第14-15节中以诺的预言被认为是引自《以诺书》。起初这些引用并没有成为此书被接纳的障碍(参上文德尔图良的证词),然而随着教会对次经的怀疑越来越深,这些引用变成了严重的障碍。格林(Green)认为犹大书使用次经也许能很好地解释叙利亚教会对于此书的沉默。他的评论如下:
正是在叙利亚这个因犹太人放纵的天使学而臭名昭著的地方,任何的支持都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最强烈的反击。[114]
因此叙利亚教会对犹大书的沉默可能是有意的,而不是由于缺乏对此书的了解而引起的。只有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其真实性,才使得教会的东部区域后来接受了此书为正典。
有些学者,如伦斯基(Lenski)[115],强烈否认犹大确实引用了这些次经。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所谓的证明不过是古代作家的证词,认为犹大肯定了《摩西升天记》的说法并且使用了和《以诺书》非常相似的语言。犹大可能引用了他认为可靠的经外传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8使用了雅尼和佯庇的名字,既然这些名字没有在旧约中出现,他肯定是从一些他认为可靠的非正典原始资料中获得这些名字的。
因为犹大书第14节引用了和《以诺书》1:9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今天的大多数人认为犹大确实是直接从中引用,格思里(Guthrie)觉得“他认为他的读者不仅会熟悉这个引用,而且会对此相当尊重”[116]。承认犹大书确实使用了这些次经并不必然把这看成是贬低了此书。弗隆穆勒(Fronmüller)认为我们应该“反倒是佩服这封书信的作者在对《以诺书》的使用上有所保留,这本书很多的内容是异想天开的,同时我们应该在此保留中认识到圣灵的引领”。[117]穆尔黑德(Moorehead)认可对《以诺书》的引用,他评论说:
保罗引用过三名希腊诗人的内容,他们是:亚拉图(Aratus,徒17:28)、米南德(Menander,林前15:33)和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多1:12)。有人会猜想保罗赞同这些诗人写的所有内容吗?使徒引用埃庇米尼得斯后补充说“这个见证是真的”(多1:13),但没有人会猜想他说的是整首诗都是真的。因此,犹大从非正典的书中引用了一段话,这不是因为他认为整本书都是真的,而是认同这个特定的预言,就如从神那里领受一般。[118]
如此看待犹大对次经的使用是值得赞赏的。这样就为这个有名的难点提供了可接受的解决方法。
书信中的希腊文
此书流利的希腊文成为反驳其真实性的另一证据。考虑到1世纪巴勒斯坦已知的语言环境[119],有人称一个加利利的犹太农民不可能掌握如书中那样流利的希腊语,但这样的说法很没有说服力。罗伯逊(A. T. Robertson)在检视书中的语言后得出结论说:“对希腊文的正确使用和作者乃为耶稣的兄弟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巴勒斯坦是个双语国家。同时,这封书信只有25节经文。”[120]包克罕(Bauckham)在检查犹大书的语言后评论说:
我们所知的不足以限制耶稣的兄弟在语言上所获得的才干……如果他的布道旅行把他带到非常希腊化的犹太人中间,他完全有理由努力提高希腊语水平以使他的传道更加有效。词汇积累比文学技巧更容易获得,犹大掌握了丰富的词汇,在文学技巧上却稍逊一些。他展现的技巧是在修辞方面,这是犹太传道人需要掌握的技巧。[121]
他在多语言环境中工作时灵巧地掌握和使用了希腊语,关于这点的独断是没有根据的。塞芬斯特(Sevenster)在研究这样的语言环境后得出以下结论:
鉴于过去几十年获得的所有数据,我们不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公元1世纪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基督徒用优美的希腊文写出了书信。[122]
莫尔顿(Moulton)认为:
没有人会怀疑,写作中使用希腊文据说起源于最早的信徒群体中。他们的文笔如此流畅,跟年少时就一直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一样,而不是像外国人那样用生疏的习语痛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的希腊语水平因教育程度而不同。[123]
三、关于真实性的结论
当我们想起这封书信文字的简短、作者非使徒的身份、内容的论辩特色以及对次经的使用,其外证显然是有力的,并且起源很早。早期教会在经过充分质疑和辩论后接受此书为正典,这表明了其证据的说服力。对于内证的说服力,萨蒙德(Salmond)评论说:
本书的风格直接而不造作,书中见证了教会生活并体现出教义的类型。最重要的是,任何杜撰者都不可能选择像犹大这样毫无名气的名字来掩盖自己,甚至根本都不可能有编出此书的想法。这些都使得此书被普遍接受为真实的。[124]
鉴于这些外证和内证,我们接受此书确实是由“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所写,并且是新约正典中宝贵的一卷。
一、身份
作者的名字在英文译本中一般是“犹大”(Jude)[125],它是Judas(Ioudas)的英文异体,Judas是希伯来文名字Judah的希腊译文。这个名字在新约时期很常见,因为犹大·马加比(Judas the Maccabee)的英勇事迹而颇受欢迎。新约中提到公元1世纪期间6个有此名字的人。[126]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人被称为犹大。
作者称自己为“雅各的弟兄”,这是很独特的。新约中没有任何其他的作者使用家庭关系来介绍自己。这样的关系立即把作者可能的身份限制为新约提到的两个不同的人。其中一个是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约14:22),十二门徒之一,可能也被称为利巴(Lebbaeus;译注:中文圣经没有使用这个名字)或者达太(Thaddaeus;参太10:3;可3:18;路6:16;徒1:13)。另一个犹大是在马太福音13:55和马可福音6:3所提到的主的“弟兄”之一。根据这个名字所排列的位置,他显然在这些兄弟中年纪最小或排在倒数第二。认为这两个名字都指同一人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
认为作者是使徒犹大的观点是相当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人主张此观点[127]。如此的观点有悖于作者称自己不是使徒并且把自己和使徒区分开来的事实。提到弟兄雅各表明这个弟兄在教会中颇有名气。如果作者是使徒犹大,那么他的兄弟一定是亚勒腓的儿子雅各(路6:16;徒1:13)。然而这个雅各并没有文中所体现的那么有名。事实上,他好像一点名气都没有。除了他的名字被列在十二门徒中间,我们对他毫无所知。
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使徒犹大有个叫雅各的兄弟。在路加福音6:16和使徒行传1:13所指出的关系只是“雅各的犹大”(Ioudas Iakōbou),留下的疑问在于他到底是指如英王钦定本中的“雅各的兄弟”,还是美国标准译本及其他译本中的“雅各的儿子”。在这两个名单之前都有相同的希腊文解释,英王钦定本译之为“的儿子”。虽然这个所有格的意思可能采用两者中任何一个,大多数人接受“的儿子”表明了两个例子意图指明的关系。
最常见又顺理成章的观点乃为作者是“主的兄弟”。[128]他确实有个广为人知的兄弟叫雅各,这个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徒12:17,15:13-21,21:18;加1:19)。他是1世纪中期基督徒里面最杰出的雅各。作者提到他有名的兄弟,这就使他的身份立刻得以确立并有力地支持了他的信息。这解释了作者为何没有称自己为使徒,而是把自己与使徒区分开来。这个身份和约翰福音7:5的观点一致,在耶稣的事工期间“连他的弟兄……不信他”。并且使徒行传1:14提到他的“弟兄”,句子此处的表达旨在强调使徒和“他的弟兄”之间的区别。
和他的兄弟雅各一样,犹大没有间接提到自己和耶稣的肉体关系,这是因为耶稣升天改变了基督和人类的所有关系,他的兄弟自然会退避而不称自己和这显出荣耀的身体有亲戚关系。拉姆比(Lumby)说:“这种感觉对他们来说更加强烈,因为他们很长时间都拒绝他的教导,就是对那些和他们如今一样谦卑地称自己为奴仆的人们的教导。”[129]他们对这个事实牢记在心,那就是耶稣“他本人教导基督徒,处在低处的人可能会升高,胜过地上最亲的关系(路11:27、28);在属灵上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大大胜过做他的亲兄弟”[130]。
二、活动
我们对于主的兄弟犹大的生活和事工所知甚微。“他长期对耶稣称自己为弥赛亚的宣告犹豫不定,直到耶稣复活并亲自向他的兄弟雅各显现后,犹大才加入信徒的群体中(徒1:14)。”[131]从哥林多前书9:5开始阅读,并对照黑格斯普斯(Hegesippus)的故事(由优西比乌保存并在下文有所提及),我们可以知晓犹大结过婚,并显然有过布道旅行。哈里森作出结论:“显而易见,犹大为他的读者所熟知,他多次考虑过要写信给他们,探讨不同的话题(3节),由此表明他们之间有长期稳定的关系。”[132]这似乎意味着犹大巡回于他写信所致的教会之间。
关于犹大本人的现存资料微乎其微。法勒(Farrar)评论说:“对圣犹大所知甚微,连喜好提供使徒和早期教会领袖各样细节的传说也对他只字不提。”[133]次经中的福音书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优西比乌在他的《教会史》(3.19-20)中保留了一个和犹大这个名字相关的故事,这个故事选自黑格斯普斯(2世纪)的著作。他讲述说有些异教徒向罗马皇帝图密善(Domitian,又译“多米田”)指控犹大的两个孙子,“这个犹大按照肉身被称为我们主的弟兄”,因为他们属于大卫的家族。当被皇帝质问时,他们回答说,他们的财产不过是一个39英亩(约236亩)的小小农庄,他们自己在田里耕种,并且他们伸出粗糙的手给皇帝看,以此来证明所说的话。对于他们期盼基督国度的控告,他们向皇帝保证:“这不是一个暂存的、地上的国度,而是天上的、天使所在的国度;它会在世界末了显现。”于是图密善鄙视地赶走了他们,认为他们不过是毫无威胁的农民。后来的教会尊称他们为基督的见证人和主的亲戚。[134]
三、性格
犹大这封简短的书信是唯一可以用来评估犹大本人及其性格的资料。“从整封书信可以看出作者是犹太基督徒,他使用了旧约中象征性的语言(12节以下,23节)和旧约中的历史(5-7、11节),尽管他也使用了犹太人自己的传说。”[135]书信表现出他是个“有清晰感知、生动想象、强烈情感和坚定意志的人”[136]。他持有深深的信念,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勇敢地辩护他认为正确的事。
这封书信注入了有力的论辩,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犹大这个人既严厉又倔强;然而他对读者的呼吁显露出他更加温柔的一面。面对教会中正在抬头的潜在错谬,要想忠实于基督就需要毫不妥协地反对这些错谬,这在他激烈的谴责中有所体现。他热爱神的真理和人的灵魂,这就迫使他强烈谴责入侵教会的欺骗者。但是对弟兄,他三次称他们“亲爱的”(3、7、20节),这透露出他亲切又慈爱的本性。他攻击罪恶,关心那些陷入恶人网罗的人们,建议怜悯并搭救这些人(22-23节)。
一、现象
哪怕我们随意阅读这两封书信,也会看到犹大书4-18节和彼得后书2:1-3:3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彼得后书的其余部分和犹大书没有什么相似。两书在思想和结构上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可能仅仅是偶合。关于两书的相似点,可以比较犹大书第7节和彼得后书2:6、犹大书第8节和彼得后书2:10、犹大书第9节和彼得后书2:11、犹大书第10节和彼得后书2:12、犹大书第16节和彼得后书2:18,以及犹大书17-18节和彼得后书3:2-3。两书共有的素材几乎全都和教会的放荡行淫者有关,而其他的话题只是顺带提及。
但同样清楚的是,两封书信之间的差异也颇为显著。两书显然不是一方抄写另一方而已。写书较晚的作者,不论是谁,在整卷书中保持了自己创作的独立。他根据自己的写作目的增添、省略、整合并重组素材。因此,犹大提到了天使堕落的原因(6-7节),而彼得仅仅是提到他们犯罪的事实(2:4)。两书都提到了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犹大对城中居民的罪恶进行了描述,这些罪恶导致了倾覆(7节),而彼得详述了罗得从所多玛被搭救出来(2:7-9),犹大对此并没有提及。彼得提到了洪水对世界的毁灭(2:5),而犹大引用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被灭绝的例子(5节)。彼得从旧约中引用了巴兰的事例(2:15-16),而犹大列举了旧约中的三个事例(11节)。犹大详细引用了以诺的预言(14-15节),而彼得根本没有提到以诺。彼得使用假师傅的例子来提醒读者不要偏离正路(2:20-22),犹大书中却没有这样的提醒。彼得后书包含有积极的教导,而犹大书主要致力于谴责。
素材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两封书信中。其他的例子既出现在旧约中,比如以赛亚书2:2-4和弥迦书4:1-3,也出现在新约中,比如对观福音书中多处对应的段落。
二、其他的观点
释经者在试图解释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解释。这两封书信都是独立写成
盖布兰(A. C. Gaebelein)坚持认为关于默示的正统教义不容许有彼得或犹大抄写对方书信的可能性。“彼得和犹大都得到默示,因此他们都各自独立地完成写作,圣灵分别引导他们的笔,写出相同的提醒证词。”[137]他认为:“如果犹大从彼得那里抄写,他的书信就不可能是被默示的,如果彼得从犹大那里抄写,也同样如此。”[138]但是,这种关于默示的观点排除了受默示写作时使用任何资料来源的可能性,这似乎有悖于路加在使徒行传1:1-3的证词。我们赞同这些书信是默示的,然而我们承认这些著作中也存在人的因素。奥尔福德(Alford)说:“如果我们在评论神圣著作时考虑到其中的人为因素,就如其他著作所具有的,那么要么其中一人读过并借鉴了另一人的原文,要么两人都借鉴了相同的文献或口传的使徒教导。”[139]某种写作上的依赖是有极大可能性的。
这两封书信都借鉴了同一资料来源
另一种观点是两个作者都借鉴了同一资料来源。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可能的,格林赞同此观点[140],格思里视之为有吸引力的选择[141],但是这个观点还未能获得充分的支持。此观点迎合了那些认为彼得后书并非出自于彼得或间接出自于彼得的人们。比如,迈克尔斯(Michaels)认为这个资料来源是“一部关于反对异端的小册子,它源自使徒,可能是彼得本人所著”。[142]但是,如果认可彼得后书的真实性,那么认为这个共同资料来源出自使徒甚或彼得本人的观点就带来了更大的难题。正如格思里指出的:“如果这个被假设的小册子来自于使徒,它需要被编入另外两本著作中以获得保存,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143]这个观点假设有如此一部使徒的著作,其存在和用处在随后所有的基督徒作品中完全未被承认。此观点确实有个好处,那就是它绕开了一个难题:这两封书信到底哪封先写成。
除了借鉴同一资料来源,另一种可能是认为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之间有某种写作上的依赖。那些反对其中一本书或两本书真实性的人们,和那些认同两本书真实性的人们,都提出这样的解释。哪本书先写成一直是颇受争议的对象。
彼得后书借鉴犹大书
接下来的这些观点支持了犹大书先写成:①两封书信中篇幅较长的彼得后书吸收了篇幅较短的犹大书的内容,这比反过来的可能性更大。②如果犹大借鉴彼得后书,他只选用了第2章的内容而没有留意此书其余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本可以提供有用的素材,这样做显得蹊跷。③彼得后书省略了犹大书中那些似乎难以理解或可能受到攻击的内容,这种可能性大于犹大把这样的内容添加到书中。④如果没有犹大书第9节更为详细的表述,我们很难读懂彼得后书2:11简略的表述。⑤彼得后书2:17下的表述省略了犹大书第13节所提到的流荡的星,因此显得模糊不清。⑥在措辞上,犹大书比彼得后书更加有力和激烈;首先有了这封激烈的书信,然后彼得后书的作者缓和了犹大书中过于严厉的措辞,这样的可能性更大。⑦犹大书引用了次经,与之相反,彼得后书没有提到任何次经,这表明:因为这些引用的内容不属于正统,彼得后书的作者刻意将其删除。犹大书先写成的观点在今天被普遍接受,这个观点也常常认为彼得后书的作者使用了笔名。
犹大书借鉴彼得后书
同样地,有多种观点赞同彼得后书先写成:①犹大本人表明了他写此书的迫切性,为要应对当时的紧急情况(3节);因此,他比没有面临这种迫切性的人更有可能从手头上已有的资料中借鉴。②犹大引用彼得后书符合他频繁引用其他资料来源的做法;彼得后书几乎没有任何引用,而犹大书有明确的引用。③对于犹大举出的几个实例,最恰当的解释为,这些实例是在彼得所表述内容上的扩展;与之相反,彼得缩略犹大的详述,这种构思的难度更大。④犹大书中有关罪恶的画面比彼得后书更为黑暗和凶险,这很自然地表明犹大书写于更晚的时期。⑤彼得是使徒的领袖,而无名的犹大不是使徒,犹大借鉴彼得的可能性大于彼得借鉴犹大。⑥把素材精心设计为三行诗格,这在犹大书中非常显著。此书看起来更像是后来的作者对旧素材的重新加工,而不像是作者在未受过以往任何影响的情况下写出的。⑦彼得后书只警告要提防邪恶的工人,而犹大书对如何应对那些已陷入恶人陷阱的人给予了指导(22-23节)。因此,犹大书和更晚的时代背景相应,那时罪恶已经造成了人人皆知的巨大破坏。
显然这些对立的证据带有主观的性质,有的证据可以有双重的解释。这些证据的影响是逐渐增加的,并不具有决定性。但是支持彼得后书先写成的人们进一步提出两个更具客观性的证据。
⑧可以清楚地看到,彼得后书所描述的画面基本上是预兆,而犹大书中的罪恶是当时的残酷现实。彼得在三个地方战略性地使用了将来时态(2:1-2,3:3),而犹大在第4节中所用的不定过去式记录了“有的人偷着进来”这一史实。犹大没有使用任何将来时态。这个证据的说服力不能因为彼得也使用了现在时态而被推翻。确切地说,彼得有时用到了描述性的现在时态(2:10、17-18,3:5),可这是描述当时情况时按常理应该使用的时态。他所用的现在时态并没有取代关键之处所用的将来时态。犹大在整卷书中记录的都是史实。除非犹大著书更晚,否则这些事实就没有自然意义。穆尔黑德说得好:
如果彼得写书时面前放着犹大的信,此信表明堕落者已经潜入基督徒群体中进行破坏,然而彼得却反复使用将来时态,这完全是说不通的。但是,如果他是在犹大之前写书,他的预兆就完全可以被理解。毫无疑问,这个病毒在他写信时已经萌芽,但还处于潜伏期,更糟糕的情况将会出现;而犹大写信时,病毒的毒性已经广泛扩散,正如第12-19节所清楚表明的,教会的生活陷入了危机。[144]
⑨关于犹大所写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记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17-18节),对此最好的理解是犹大在这里引用了彼得后书3:3-4。“好讥诮的人”(empaiktai)一词在新约中仅仅出现在这里和彼得后书3:3。这段话在犹大书中被认为是引用,而彼得却给出了如此的警告。然而犹大这里的引用很笼统,他只是说“使徒”曾给出这样的警告。使徒彼得在第二封书信中给过这样的警告,除此之外,犹大又想起使徒保罗也曾预示过类似的事情(徒20:29-30;提前4:1-3;提后3:1-5)。因此犹大力劝他的读者要记得使徒的警告。这个精确的预言没有出现在旧约中,甚至连《以诺书》中也没有,然而彼得后书的文字却与之完全对应。
有人可能会这样回应:犹大一定是引用了旧约,因为第4节中的“自古”(palai)上溯至远古。然而,尽管作者在第4节中可能考虑到了旧约中对这种恶人的审判,这个词看起来好像和第17-18节的表述并没有什么关联。副词palai仅仅是指过去,无论离现在遥远还是很近。它仅仅意味着从现在往回看过去的某个时间。[145]在马可福音15:44中,彼拉多问耶稣死了palai(意思是“久不久”)。在哥林多后书12:19,美国标准译本和新美国标准圣经把这个词译为all this time(到如今),这里肯定有仅仅一至两天的时间限制。如果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之间有两至三年的时间间隔,这期间情况明确恶化,那么这样的间隔足够让犹大有理由使用这个词。
三、结论
学者们无疑会针对哪封信先写成这个问题继续辩论,每人都会根据给他印象最深的因素来作出决定。我们的结论是:彼得后书先写成的证据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两书之间好像明显存在某种写作上的依赖。有的人无法接受一个受到默示的作者向另一个作者借鉴这样的观点,葛洛马基(Gromacki)对他们的回答是:
既然圣经所有的真理都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么圣灵有特权引导两个作者写出相同主题以示强调,或使一人借鉴于另一人。归根结底,这不是一人抄写另一人的作品,而是神抄写自己的话或神写了两次。[146]
如果接受彼得后书先写成,我们可能会认为犹大书对彼得后书在某种程度上有如下的依赖。就在神引领他写这封书信之前,犹大刚从某处仔细读过了彼得后书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彼得对将要出现的假师傅的描述给犹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画面在他的脑海中萦绕。当犹大听到促使他写信的消息后(3-4节),他立刻投入到写作中。犹大写信时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把彼得后书放在他的面前,而是自己回忆彼得对假师傅所描述的画面。他在写信的过程中,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彼得热情澎湃的文字。这既给出了两封书信相似的原因,也解释了犹大写作的独立性。
一、地点
开篇对读者的问候中没有提到任何地理位置,没有提供确定读者住处的任何线索。对读者的描述笼统到可以包含所有的信徒。亨肖说,犹大有意让人们接受这封信是“写给整个教会的”[147]。但是第3-4节提到了一些特殊事件,并且犹大显然和他的读者有熟悉的交往,这使犹大致信给一些特定教会的可能性更大。有猜测说他们生活在埃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万德(Wand)[148]认为他们住在安提阿地区,这个观点虽有吸引力,但很难解释叙利亚教会很晚才接受犹大书这一事实。
二、种族背景
有些人,比如怀特(W.White),认为“读者是旅居各地并加入教会的犹太人”[149]。认为读者有犹太人背景的观点有以下事实来支持:读者称自己为雅各的弟兄,而雅各在所有犹太基督徒中备受尊重;信中使用了犹太人的语气;作者使用了犹太人的例子和传说。支持此观点的人们常常认为这些读者就是犹大的弟兄雅各写信所致的读者。但是,这封书信中的犹太文化色彩仅仅证明了作者的犹太人背景,而并非一定就体现出读者的犹太人背景。
其他人认为读者更可能大多来自于外邦,也许他们是小亚细亚的居民,和彼得书信的收信人相同。支持此观点的是,犹大书和彼得后书可能都攻击了同样的错谬。萨蒙德也说:“从偶像崇拜改信基督的人比改信的犹太人更容易陷入这里所对付的罪恶中。”[150]但是,怀特坚持认为犹太基督徒“已从犹太教分离出来,并对当时不是拉比所写的著作有所知晓,他们容易接受所听到的异端邪说”[151]。
一些不充分的证据似乎可以从教义的角度来解答有关读者种族的疑问。书信所致的基督徒群体有可能包括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成员。犹大最初在写给他们的信中有意提到“同得救恩”(3节),也许可以由此推断出读者种族的多样性,并且这和开篇经节对读者的称呼一致。巴勒斯坦以外地区的大多数教会不再区分改信基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接受这些人在基督里的合一,在基督里面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加3:28)。
第3节清楚地表明了书信的写作情境。犹大一直在考虑或者其实已经开始写一篇关于普通教义的论文,就在他得知一些放荡行淫的人潜入教会后,这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促使他立刻执笔写信。他深切地关注这些教会所经历的属灵争战。他必须立刻设法遏制这些恶人所带来的影响,尽力坚固真正的信徒免遭恶人的毒害。至于他如何得知这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
被犹大斥责的敌人既胆大又放任,他们潜入教会并无耻滥用福音所给的自由。他们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然而作为教会的成员,他们行恶却胜过了不信的人。法勒说: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行黑暗可憎之事。他们声称自己的特权高过犹太人,却活在比外邦人更可耻的罪恶中。他们明知故犯,这更是加速了自己在愚昧中的败坏。这些人在深渊沉沦的深度只能由他们从荣耀高峰下坠的高度来衡量。[152]
这些“不虔诚的”人(4节)显然是明目张胆地放荡行淫。有的学者,如萨蒙,认为他们纯粹就是放纵淫欲,作为教会的秘密成员,他们的妄行也在败坏其他的成员。[153]韦斯(Weiss)强调说,在这封书信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们所散布的虚假教义,这些教义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攻击”[154]。犹大书确实不同于彼得后书,书中没有详细阐述教义上的错谬,也没有从逻辑上对这些观点进行驳斥。但是,第16节确实表明他们参与了教导。他们借着自己的妄行和对此的辩护,不认耶稣基督为主宰和主,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4节)。他们放荡的妄行源自于对神的恩和基督徒自由的曲解。他们可能受到早期诺斯替主义的二元论影响,该理论把身体和灵魂分离开来,认为“身体上的放纵没有能力破坏灵魂的完美,他们想象自己已经获得这种完美”[155]。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诺斯替主义就是他们反律法主义的动机。书中所描绘的画面过于宽泛,我们无法借此确定他们属于哪个已知的异端宗派。
一、写作地点
这封简短的书信没有提供有助确定成书地点的素材。最常见的说法是,此书著于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如果犹大像雅各那样把耶路撒冷作为他的写作基地,那么他可能就是在那里写成此书的。但是,作为一个旅行布道家(参林前9:5),没有证据说明他觉得自己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所限制。
二、写作时间
那些认为此书为匿名之作的人一般把写作时间定在2世纪上半叶。即使那些认同此书真实性的人对此书写作时间的判定也有很大的差别,范围在公元61年—公元80年之间。但是,有些迹象可能暗指一个更加具体的时间。如果正如我们相信的那样,彼得后书确实先写成,那么犹大书的写作时间不可能先于公元65年。这封书信的写作时间应该被定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还是之后,学者们对此展开过争论。有的人认为这封书信写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前,因为“对犹大来说,这个事件看起来是神的愤怒最显著的例子,也是他写作此书最合适的目的”[156]。但是莫法特回应说:“耶路撒冷被毁这一事件对他来说是否是神对持怀疑态度的反律法主义者进行审判的例子,这还存在质疑。”而且他认为从古代的预言中选取例子并不符合犹大一贯的做法。[157]有关犹大孙子的故事[158]不能提供确定书信写作时间的基础。彼得后书写成后可能又过了两至三年,因此犹大书中所描述的情况有充足的时间发展到此地步。我们可能相应地把书信写作时间定在大概公元67—68年之间,不过也有可能是在公元72—75年之间。
一、风格与语气
犹大书的风格和雅各书相似。萨蒙德认为犹大书的风格有以下的特征:“破碎却又坚固,大胆却又优美,铿锵有力,激烈慷慨,迸发出热情的火光。”[159]犹大的语言精炼直接,富有诗意,又栩栩如生。和雅各书一样,犹大书中很多的意象都源自于大自然。
这封书信语气之严厉在新约中是无与伦比的。它迸发出正义对滔天罪恶的愤怒光芒。威利特(Willet)评论说:
此书如用鞭子一般鞭打那些试图在宗教外衣下隐藏败坏行为的行淫者。书中强烈的抨击如同耀眼的火焰。然而严厉中却又夹带着基督的怜悯。审判的先知感觉到基督怜悯的触摸。[160]
二、内容
这封书信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作者喜爱用三行诗格来表达思绪。[161]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大概有10至12处这样的三联组合。虽然其他的一些犹太作家也展现出这样的写作特色[162],犹大书呈现的三行诗格却是圣经篇幅相当的书卷中最长的。
这封书信对教会群体中所存在的行淫者的描述,其可怕程度在圣经中尤为突出。犹大用幽暗的色调描绘出这个画面。犹大对他所斥之人的描述,正如穆尔黑德在此所列出的:“①鬼鬼祟祟的敌人(4节);②滥用恩典、否定基督的人(4节);③吹毛求疵又狂傲自大的诋毁者(8节);④昏昧的诽谤者和畜类般的纵欲者(10节);⑤伪君子和欺骗者(12-13节);⑥常发怨言、私下议论、随从情欲、说夸大话又势利谄媚的人(16节);⑦制造分离、属乎血气的人(19节)”[163]。
书信结尾处的荣耀颂(24-25节)被普遍认为是圣经中最完整、最华丽的颂赞之一。它强调了信徒在叛道的试探中必得蒙保守,为这封书信划上了非凡的句号。
三、永久的价值
批评者认为,犹大书在现今时代的价值比新约其他书卷都低。司各特把此书标记为“新约书卷中价值最低的一卷”,然而他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此书值得保存。[164]亨肖认为犹大书中的论战如今已过时,“几乎没有什么永久的属灵意义”,但他承认“此书可能包含了基督教作品中最华丽的荣耀颂”[165]。但是格思里对此巧妙地回应道,如果“神审判罪恶行径的主题”跟犹大所在的时代相关,那么便会出现以下情形:
他的整封书信一定和现今有关,除非神的公义和人犯淫乱及类似罪恶的本性(已经)有所改变。只要人们因其恶行依然需要严厉的责备,犹大书就依然和现今相关。对此书的忽视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忽视此书的这代人的浅薄,而不是书中迫切传达的信息缺乏时代性。[166]
这封书信怒斥的罪恶越是符合我们当今时代的特征,它就越是借着其中响亮的警告、属灵的指导和安慰人心的信念被证明是神默示给人类的必要信息。
一、开篇问候(1-2节)
(一)作者(1节上)
(二)读者(1节下)
(三)祷告心愿(2节)
二、书信的写作情境(3-4节)
(一)指出最初的写作目的(3节上)
(二)指出后来的写作目的(3节下)
(三)写作目的改变的原因(4节)
1.“有些人”潜入教会(4节上)
2.宣告有关这些人的预言(4节中)
3.描述这些人的特征(4节下)
三、历史上叛道者的宿命(5-7节)
(一)对读者谦恭的态度(5节上)
(二)历史上神审判的例子(5节下、6-7节)
1.以色列人不信的例子(5节下)
2.堕落天使的例子(6节)
3.平原上城邑的例子(7节)
四、对新一代叛道者的描述(8-16节)
(一)他们举止的大胆性(8-11节)
1.对他们举止的描述(8-9节)
(1)直白表达他们的胆大妄为(8节)
(2)用天使对比他们的大胆(9节)
2.描述他们举止的特征(10节)
3.和他们类似的大胆举止(11节)
(二)用比喻描述他们的特征(12-13节)
1.他们是“暗礁”(12节上)
2.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12节中)
3.他们是“秋天的树”(12节下)
4.他们是“狂浪”(13节上)
5.他们是“流荡的星”(13节下)
(三)用预言证实他们的命运(14-15节)
1.传达预言者的身份(14节上)
2.预言的内容(14节下-15节)
(1)主再来的方式(14节下)
(2)主再来的审判(15节)
(四)总结性描述他们的本性(16节)
五、对信徒的劝告(17-23节)
(一)劝告他们要对叛道有所察觉(17-19节)
1.使徒对“讥诮者”的预示(17-18节)
(1)这些信息传递者的身份(17节)
(2)使徒的预示(18节)
2.对叛道者的最后描述(19节)
(二)在叛道环境中的防护措施(20-21节)
1.加强防护的行为(20节)
2.体现防护的责任(21节上)
3.在防护中的期望(21节下)
(三)对深受叛道者影响之人的责任(22-23节)
1.那些需要怜悯帮助的人(22节)
2.那些需要积极抢救的人(23节上)
3.那些有严重污秽、需要谨慎处理的人(23节下)
六、结尾的荣耀颂(24-25节)
(一)那位受赞美者的能力(24节)
1.保守人不失脚的能力(24节上)
2.叫人无暇无疵站在荣耀之前的能力(24节下)
(二)把赞美归于神(25节)
1.赞美的接受者(25节上)
2.受赞美者的属性(25节中)
3.赞美的持久性(25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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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Peter and Jude: An Expositional Commentary
by D. Edmond Hie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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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1)但是从前在百姓中也有假先知起来,就像你们中间将来也必有假教师,他们会偷偷引进破坏性的异端,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2)并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因他们的缘故真道将被毁谤。(3)而且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不打盹。
在这一章开始的段落里,彼得简洁地刻画了将要出现的假教师的形象(1节),指明他们会获得广泛的成功(2节),揭露他们欺骗人的行为(3节上),并断定他们灭亡的结局(3节下)。
彼得表明,他宣告教会中将会出现假教师,其根据是神的百姓过去的经历(1节上),接着他给出了假教师的本质特征(1节下)。
从前在百姓中也有假先知起来,就像你们中间将来也必有假教师。教会中将会出现假教师,是根据从前在神的百姓中发生的事情而作出的预言。不定过去时的动词“起来”(egenonto),简单地总结了过去的历史,并没有让读者注意旧约中这类假先知出现的各个地方。“也”(kai)标志着神所差派的真先知(1:21)与“假先知”之间的对比,他们的出现就像田间的稗子(太13:24-30),乃是撒但导致的罪恶的成长。“假先知”(pseudoprophētai,pseudo-prophets)也许表示那些虚假地声称自己是神的先知的人,例如冒名的先知或者作出虚假预言的人。根据申命记18:20的定义,假先知是没有神的差派便擅自宣告自己为神的代言人的人;这种赝品的先知不可避免地会说假信息,完全不能信任。他们的人品与他们的信息密不可分。这些“假先知”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与1:21里“受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之“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百姓中”(en tō laō)清楚地表明,这里指的是以色列民中的假先知,与外邦人的世界有别。“百姓”(the people)和外邦人“万民”(nations)之间的区别,也见于路加福音2:32和使徒行传26:17、23。但问题是:到底彼得想的是旧约记载中以色列遥远的过去的假先知,还是也包括他所处的时代那些在耶路撒冷带领“百姓”拒绝弥赛亚,偏行己路的人?
“就像你们中间”这个短语强调,这样的历史类比让读者必须做好准备,面对他们中间出现的假教师。神真正的工作一旦开始,很快就会遭遇撒但的反击。很多人都清楚观察到:
无论何处神树立一个祷告之屋,
魔鬼就会在那里修建一座礼拜堂。[167]
“你们中间”(en humin,“在你们之中”),表明这些假教师会混杂在神的百姓中,并试图霸占神的工人所成就的工作;但是,他们不会有自己的地盘。
彼得并没有继续与旧约保持平行以警告读者提防“假先知”,而是提到了这封书信中独有的名称“假教师”(pseudodidaskaloi)。这个词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
① 那些声称是教师的人乃是假的,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成为教会的教师。
② 那些担任教师的人所教导的内容是假的或错误的。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上述两种解释似乎都牵涉其中。他们将寻求被人接受为教师从而在教会中教导人的机会,但是他们所教导的信息并不符合神所启示的真理。这个词还暗示,他们不会宣称自己要教导从神而来的新启示,而会把自己的教导伪装成公认的、真实无误的真理。
“将来也必有”(esontai),表明这个场景还没有到来;相反,犹大书所给出的场景就没有使用任何将来时态。[168]反对彼得是本书作者的人发现,这里使用将来时是“一个故弄玄虚的诡计,为了让人进一步接受他自称为使徒的说法”。[169]鉴于作者稍后也用了现在时,他们就认为这位彼得的模仿者“技巧不够,不足以一直伪装成使徒的角色”。[170]但是,单单这种现在时和将来时之间的变动,并不能否定彼得是作者。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1-6类似的上下文中采用了同样的做法。在这封书信中,彼得战略性地使用了将来时(2:1-3,3:3)以表明他所刻画的景象本质上是预言性质的,但是他自然地转到现在时,以给出这种场景的生动描述。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后书2:2-4可以看到类似的转换;在断定未来将会出现“那大罪之人”后,保罗转而使用现在时来刻画他的作为。彼得已经意识到假教师在某些地区的教会中已经开展的工作(参徒15:24;罗16:17-19;林后11:12-15),再者,他沿引耶稣的预言作为确凿的先例(太24:5、11-12、24),预见到自己正站在邪恶更严重地入侵的前线。考虑到彼得给出的历史类比,这里的将来时清楚地预见到他自己的时代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指出这是整个教会时代的持续特征。“彼得的预言,”阿诺德·盖布兰(Arno C. Gaebelein)说,“在我们的时代进一步成为现实,并且当这个时代快速地滑向尾声的时侯,还会更加显著。”[171]
彼得从历史类比开始,继续描述假教师的行为中三个关键的特征。他用了一个不定的关系代词他们(hoitines,“他们就如”),作用是把假教师的特征归纳为一组,而不是单独地列举出来。
偷偷引进破坏性的异端,刻画了他们当受责备的行为。动词“偷偷引进”(pareisaxousin)在新约中仅见于此,其基本含义是“带在身边”,但是也可能仅仅表示“引进,带来某种新事物”之意。若是如此,这个动词就表示他们在教会已经接受的教训之外,又带进来额外的新教训。尽管这个词并不一定带有暗地里带进来的意思,[172]但是这个复合动词中的para或者“带在身边”,确实暗示了译文中的“偷偷引进”所传递的偷偷摸摸的意味。解经家一般觉得这里的上下文暗示了一副“秘密引进”的景象,[173]而这正是犹大书第4节里同源的动词所表达的含义。伦斯基坚持认为,这个动词在这里完整的含义是“偷偷摸摸地、悄悄地引进,所以不加提防的、头脑简单的人不会注意到这些教师所引进的东西”。[174]
这些教师将会秘密地引进“破坏性的异端”(haireseis apōleias,或作“破坏的异端”)。“异端”这个词(hairesis,来自于动词haireomai),其基本含义是“一种选择”,因此引申为“所选择的东西,一种观点”,隐含着故意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的观点。这个词恰当地表示某个促进自己观点的小群体或者学派,即某个宗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被用在法利赛人身上(徒15:5;26:5),也用在撒都该人身上(徒5:17),还被基督教的对手用于基督教自身(徒24:5;28:22;参24:14)。这种自我选择的观点通常会导致不同的见解或分裂(参林前11:19;加5:20)。因为人们经常用自己信奉的观点来代替真理,因此这个词被用来指那些错误的或者异端的教训。于是,彼得心中所想的“异端”是那些与真正的基督教,就是在第2节被称为“真道”的东西不相合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他所加“破坏性的”(apoleias)这个属格名词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然,这个词并不是指“关于破坏的教导”,而是指“造成或导致破坏的教导”。这些假教师引进他们自己选择的教导,替代了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因此带来了危险,即败坏建立在基督根基之上的教会。“破坏性的”这个词在这封信里出现了5次(2:1两次,3;3:7、16),全都指的是末世的审判;它不是表示被消灭,而是表示被败坏;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失去了幸福生存的状态。如果假教训得势,就意味着真教会面临灾难,每个成员也同样有祸了。
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揭露了“这些说谎的教师之罪恶(crime)与罪行(guilt),显明他们的异端应该无可争辩地遭受灭亡”。[175]现在时的分词“不认”(arnoumenoi)被放在句尾表示强调,表明他们反复地否认或拒绝宣告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不认主的实质,“似乎是因为对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看法不完整,以及他们自身牵涉的人性之罪所造成的”。[176]尽管这个短语“也许反映了彼得因为耶稣受审和死亡时不认主而一直在心里不能忘怀的悲伤”[177],但法勒恰当地指出,“彼得仅仅在受到强烈试探的一瞬间短暂地不认主,与这种顽固的否认和背教完全不同”。[178]
假教师们将会明目张胆地不认“买他们的主”(ton agorasanta autous despotēn),也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主”(despotēn)这个词的含义在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之后,成为我们语言中despot(专制君主,独裁者,暴君)一词的由来。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了10次,表示一个人拥有无上的权威。其中有5次,这个词指的是对自己的家和家庭成员拥有完全权威的家主。[179]在余下的例子中,这个词被用在神的身上,父神(路2:29;徒4:24;启6:10)或神子(犹4节;显然还有这里)均有所见。[180]这个词暗示一种主仆关系,依据的是他们被主人“买来”(agorasanta)成为自己的仆人这一事实。主耶稣付出的代价是自己洒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彼前1:19;参2:24-25)。我们服侍他的义务正是来自于他买了我们,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事实。真正的信徒会乐意承认他们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被主用重价买来的(林前6:19-20,7:23),但是这些假教师拒绝承认基督有权要求他们服侍。奥尔福德说:“再没有任何普世救赎的断言比这句话更明白易懂了。”[181]约翰一书2:2断言,基督的死为普天下人的罪作了挽回祭。他赎罪的工作让所有人都有望得救,但是他拯救的工作仅仅针对那些对救赎主拥有活的信心的人起作用。[182]
自取速速的灭亡这句话加在这里,没有任何连接性小品词,把他们的罪行和他们确实灭亡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取”(epagontes)是一个现在时主动语态的分词,表明他们顽固地不认自己的主,将会演变成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终导致他们的必然灭亡。“自”(Upon themselves)则指出他们的命运是咎由自取。“在地狱中这将会是他们最苦涩的自责,”福塞特看到,“因为若考虑到基督的救赎之工,他们是没有机会得救的。”[183]这些假教师的工作不可能推翻基督的十字架,但是确凿无疑会给自己带来“速速的灭亡”(tachinēn apōleian)。“速速的”(tachinēn;见1:14的注释)一词,在这里似乎清楚地带着“突然”之意,尽管并不一定有“马上”的意思在内。他们的“灭亡”在任何意义上,均与“拯救”相对。它“包括失去永生,经受永远的苦难、毁灭,以及被排除在神的国度之外的人将要经受的很多东西”。[184]这个词在彼得开始描述的画面中反复出现,表明这是一个严肃的警告。
第2节开始的“并”(kai),引入了这幅画面中一个重要的补充特征。彼得提到了他们取得的广泛成功(2节上),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剧性后果(2节下)。
并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宣告了他们所获得的广泛成功。“许多”一词,强调了这些假教师至少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正如异端和极端教派通常的做法一样,他们将从教会里、而不是从异教徒中吸引自己的信徒。大量的人“将……随从”(exakolouthēsousin,“将跟随、服从”)他们的教导,以及与此相连的道德沦丧。“他们邪淫的行为”(autōn tais aselgeiais),揭露了这些假教师堕落的行为。[185]这个表达法指出他们的过分和缺乏节制;它通常与性生活放荡有关。名词的复数形式也许意味着他们的性放荡是一再的和习惯性的,或者表示“所有各种过分的、极端不道德的行为方式”。[186]彼得的本意也许是后者,因为在第3节里他还指责了这些假教师的贪婪和欺骗。比格说:“很清楚,他们所许可和捍卫的不道德行为极为广泛。”[187]
这些假教师似乎是反律法主义者,为了满足肉体的私欲,试图放松福音的道德约束。异端的教导并不总是导致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二者之间常有联系。在这封书信中彼得直接或间接地反复提及和谴责假教师们沉溺肉欲的恶行(2:7、10、12、14、18、19、22,3:3)。尚未重生的心具有天然的罪性,因此此类反律法主义的教导如同传染病一样,几乎可在任何地方广为传播。
因他们的缘故真道将被毁谤,刻画了这种运动对教会造成的严重损害。“因他们的缘故”(di hous,“因为他们”),在语法上与随从假教师做法的“许多人”有关。凯利将这“许多人”归类于“许多心中背道的”(backsliders;译注:参箴14:14)[188],他们乐于“随从”反律法主义教导的道德推论。“不管一个教义是多么的愚蠢可怕,只要伪装成宗教信仰的样子去迎合人类肉体的私欲,就不会缺少追随者。”[189]
其结果就是“真道将被毁谤”。“真道”(hē hodos tēs alētheias)这个短语不见于新约其他地方。它表明,基督教是与“真理”协调的生命之道,体现在基督这一道成肉身的真理之启示中(约14:6)。基督教信仰具有智识的一面,但是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出来。道路是旧约中比喻生活的常见意象(参诗119:30,139:24;耶18:15),也是使徒行传这卷书中常常用来称呼基督教的名字(9:2;19:9、23;22:4;24:14;另参18:25、26)。这个表达法是彼得所论述的另一个例子,即对于神的真理的活泼认识,一定会导致圣洁的生活。
世人看到这些放纵肉欲的人的恶行,就会根据他们来判断整个教会,导致基督教“被毁谤”(blasphēmēthēsetai,“被辱骂和抹黑”),声名受损。彼得前书显示,使徒彼得对这种危险极为敏感(彼前2:12;3:16;4:15)。雅各(2:1-7)与保罗(帖前4:12;提前5:14,6:1;提多2:5、8)同样警告过这种危险。格林说:
关于基督徒放纵行为的歪曲记载可见于塔西佗(Tacitus)、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和塞尔修斯(Celsus)等异教徒的作品,因此基督徒多么需要过无可指摘的圣洁生活呀![190]
“而且”(kai)一词,在彼得预言的景象上增加了另一个特征。而且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kai en pleonexia plastois logois humas emporeusontai)。“因有贪心”(en pleonexia)描述了假教师们的整体氛围,就是充斥在他们周围并且主导他们的目的和行为的因素。“贪心”的字面意思是“想要更多”;这个希腊语词汇总是带有贬义,描述一个人贪得无厌地索求和攫取自己并无正当权力可以占有的更多的东西。古罗马世界里,很多亚里士多德学派(peripatetic,又称“逍遥学派”)的哲学家利用自己的技巧来榨取自己的追随者,而那些巡游各地的犹太魔法师也同样地贪婪。保罗特别小心地避免让人们认为他也出于这样的动机,几次否认自己的事工乃是出于贪婪(徒20:33;帖前2:5)。在处理行邪术的西门时(徒8:18-20),彼得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并且预见到这将是渗透到教会里的假教师的特征。后使徒时代有一本希腊文写成的指导教会生活和规范的书《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它也对这类贪婪的宗教导师提出了警告(11-12章)。圣经认可基督的工人有权在自己的工作上获得财务支持(太10:10;路10:7;林前9:1-14;加6:6;提前5:17-18),但是谴责那唯利是图、将话语的服侍变成满足个人享乐的取利之道的人。
假教师们欺骗的方式将会揭露他们贪婪的心:他们将会“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会使用“捏造的言语”(plastois logois),用精心虚构的话语来达成他们的目的(参1:16)。形容词“捏造”(plastois)在新约中仅见于此,意为“编造,打造”,刻意地欺骗别人、引人误入歧途之意。他们的态度与彼得在第一封信里(彼前1:22)劝勉读者要“彼此切实(非假冒为善的)相爱”正好相反。
通过捏造的言语,他们将会“在你们身上取利”(humas emporeusontai;“将会剥削你们”〔新美国标准圣经〕)。除了这里,这个动词在新约中唯一出现的地方是雅各书4:13,表示“做生意,交易”。但是,鉴于交易中常常伴随着欺骗,因此这个词很适合表示欺骗性的剥削行为。这些教师将会有技巧地使用他们捏造的理由,像使用假币一样牟取利益。这个表达法也许意味着他们将会寻求“赢得你们”,让你们的成员变成他们一党,因此增加他们个人的名声。但是,彼得更可能想要表示他们将会为自己牟取个人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羊群的福利,而只是想要从他们身上剪羊毛。“你们”一词出现在动词前面,提醒读者注意,他们将会成为这种行为的目标。
彼得以假教师迫近的灭亡为他粗略勾画的肖像作结。他这句话采用了希伯来语的平行体:
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不打盹。
在进一步详细讨论这些假教师之前,彼得觉得有必要再一次宣告他们必然的灭亡(参1节下)。
他们的刑罚(hois to krima)表明,对这些罪人的审判已经完成,有罪的判决已经做出。自古以来(ekpalai)这个副词仅见于此以及3:5,表明对这些假教师的审判并不牵涉任何新的原则;自古以来对这类罪人的神圣判决就从没有过时,在处置他们的时候甚至少有延迟。并不延迟(ouk argei),明确地断言神圣的判决不像某些地上的审判那样,它“不会无用、不会怠慢”,也不会感觉疲乏或变得迟缓。
这个平行体的第一部分指向审判官和他的宣判;而第二部分“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指向罪犯和他们的惩罚。他们的灭亡(hē apōleia autōn),是在这三节经文中第三次提到“灭亡”一词,而这里采用了拟人化手法;它不会像一位打盹(nustazei,“打瞌睡”)的行刑者那样,因此显然会执行自己的任务。“毁灭不眠不休地睁着双眼,等待着他们”(新英文圣经)。无论是圣徒还是罪人,都需要这样的提醒。
当恶人取得成功,他们的行为无人惩罚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象神睡着了(例如诗44:23),但是我们不应当误解神的沉睡和表面上的无所作为(诗121:4;《以斯得拉二书》〔2 Esdras〕4:37)。[191]
2:10下-22 (10下)胆大,任性!他们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11)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12)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理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毁灭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毁灭。(13)他们蒙受伤害,作为行有害之事的工价。这些人把白昼欢宴视为享乐;污点,瑕疵!他们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14)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灵魂,心中熟练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15)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珥之子、那贪爱行有害之事的工价的巴兰之路。(16)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17)这些人是无水的泉源,是狂风催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18)他们说虚空夸大的话,在肉体的情欲里用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从生活错谬之辈中间逃离的人。(19)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伏就也是谁的奴仆。(20)因为,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逃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伏,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21)因为他们若不晓得义路,也总胜过晓得以后又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洁命令。(22)这件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一句箴言:狗转身回到自己所吐之物,洗净的猪又到泥里去打滚。
现在,彼得以激烈的措辞插入一段详细的描述,刻画了即将到来的假教师的形象。彼得所用的语言强烈而生动,毫不留情的谴责仿佛一道奔涌的洪流滚滚而来。在他那先知性的视野里,这些贪图淫欲的骗子们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面前,因此他同时使用了现在时、不定过去时和将来时来刻画他们的形象。依靠圣灵浇灌的明晰性,他看出了他们将要带来的挑战。与他们的争战没有妥协的可能;忠心的基督徒必须揭露他们的存在并给予谴责。我们可以将他那令人畏惧的指控分析为紧密联系的三个部分。他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假教师(10节下-16节),揭露了他们诱惑人的手段(17-19节),并描绘了他们悲剧性的个人境况(20-22节)。
在这一段里,彼得描述了他们各方面的特点和行为。他描述了他们的傲慢(10节下-11节),他们的残忍(12-13节上),他们的荒淫(13节下-14节上)以及他们的贪婪(14节下-16节)。
彼得以“胆大,任性!”两个感叹词开始他对这群傲慢无礼之人的刻画。在思路上,这两个词与接下来一句话的动词所隐含的主语有关,借着前置而给予强调。胆大(tolmētai)这个希腊文名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明确地表示他们是一群“胆大、厚颜无耻的”人[192],厚着脸皮做着自知背离正道的事情。任性(authadeis)是一个复合形容词,在这里和提多书1:7中可见,其基本含义是“自我满足”,可以引申为刚愎自用的意思;他们固执地坚持做那些让自己高兴的事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不在乎任何事情。莫法特的翻译是“胆大,放肆的受造物!”,他们的座右铭是“我要自行其是”。
他们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doxas ou tremousin blasphēmountes)一句,显示了他们厚颜无耻的证据。“不知惧怕”(ou tremousin)一词,指出他们在“毁谤在尊位的”时,没有因惧怕或敬畏而产生一点动摇。“毁谤”(blasphēmountes)是现在时主动语态的分词,被放在句尾,描述了这些人的傲慢。这个词指的是抹黑和败坏他人名声的话语。针对人使用这个动词,意为“毁谤、中伤、败坏他人的名声”;针对超自然的存在使用这个动词,其含义可从我们英文单词blaspheme(亵渎)清楚地知道。它在这里的含义,有赖于我们对“在尊位的”(doxas,字面意思为“荣耀”)一词的含义之理解,后者在句子中被强调性地提前了。“在尊位的”这种翻译,暗指某种有位格的存在之意,但是并未说明这些存在物的身份。考虑到后续经文所给出的实例,有不少解经家认为“在尊位的”指天使。有些人,比如约翰·本格尔(John Albert Bengel),认为他们是堕落天使,但是“作为神的受造物,本为美善,在他们从造物主所得来的高超本性中,还保留着不可磨灭的尊崇印记”。[193]但是人们有理由怀疑彼得是否会用“荣耀”一词来形容堕落天使。伦斯基断定:“我们不可能亵渎邪恶的天使和魔鬼,因为神自己的咒诅已经加在他们身上。”[194]另一些人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圣洁的天使,就是神调遣来掌管世界的使者们。[195]还有人提出,彼得故意选择这个含义宽广的词汇,希望将教会领袖和良善的天使都包含在内。如果彼得的意思是单指天使,那么上述第二种观点较为合理。但是这些假教师是否牵涉到有关天使界的争议,目前尚不清楚。还有一些人,例如比格,认为这个词特指教会领袖,而彼得的意思是“教会的治理者自然会谴责这些假教师,而他们也自然会用毫无顾忌的话语加以回击”。[196]这种观点简单而有吸引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地方行政长官,他们的“权力实际上是神自己荣耀的显现”[197],但从上下文来看这种观点难以成立。更可能成立的是伦斯基的观点:“荣耀”是指复活的基督之荣耀属性(参彼前1:11)。[198]若是如此,彼得的意思就是:这些傲慢的假教师厚颜无耻地“攻击我们的主和救主——神人耶稣基督的荣耀”。[199]这种行为(而不是单单毁谤天使)构成了这些假教师所行异端行为的顶点。这些傲慢任性的行恶者不仅轻慢基督的“权威”(10节上),而且不吝公开亵渎他的“荣耀”,就是使徒们所传讲的中心信息。显然,这些假教师轻看了福音的中心思想——耶稣基督是神,他是解决人类罪与圣洁问题的答案。
彼得特别强调了这些假教师的傲慢,借用天使界的例子在第11节指出: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hopou anggeloi ischui kai dunamei meizones ontes ou pherousin kat’ autōn para kuriou blasphēmon krisin)。因为属灵状态不同,天使并不在这样无耻的行为上与假教师同流合污。“力量权能更大”,强调了这种对比。“力量”(ischui)指的是天使们天然的内在力量,而“权能”(dunamei)指的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行使力量的能力。本质上,天使的力量权能比亵渎主权的异端要“大”得多。但是有人可能会认为,这里的比较级不是在和假教师们对比,而是在比较前一节的“在尊位的”,[200]因为他们坚信与假教师进行比较“极其无聊,因为比较的结果不言而喻”。[201]但是奥尔福德正当地指出,强调天使比这些假教师更优越并不是一种“蹩脚的”想法,“而是有力地强调了他们这种不敬的不妥之处”。[202]天使们在神面前的敬畏感让他们在言语上有所节制。这样的对比突出了彼得对这些假教师的指控。
有人认为天使“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一句中的“他们”含义不明。在上下文中这个词似乎自然是指这些假教师,但是有些人认为彼得这番话无疑应被理解为是对犹大书第9节的泛化(米迦勒和魔鬼为了摩西的尸首而争执),于是坚持认为“他们”一定是指邪恶的天使。[203]这种观点假定犹大书成书在前,而彼得后书的作者(似乎并非使徒彼得)泛化了犹大的说法,消除了对伪经的任何直接引用。又或许彼得提到的是撒迦利亚书3:1-2和其中带有伪经色彩的场景。于是,这个场景暗示好的天使在对抗堕落的天使时,出于对神的敬畏,他们没有“在主面前”造谣中伤对手。[204]如果有人认为彼得后书写于犹大书之前,[205]那么通过上下文可以更自然地认为“他们”指的是那些假教师。于是,彼得的话似乎描写的是天庭之上的场面:良善的天使在神面前报告这些亵渎神的假教师(参约伯记1-2)。他们在报告的时候节制自己的语言,没有“毁谤”对手,也就是说没有贸然将对手散布的流言反扣在他们头上。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时在主面前保持着敬畏的态度,没有表现出假教师们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万德说,这个例子“通过说明超自然界的情况,强化了顺服权柄的原则”。[206]
但这些人(houtoi de),表明他们与天使的对比,并再一次将讨论的中心放在这些傲慢的、残忍的假教师身上。他们是一群残忍的人,这就是他们罪有应得的结局:“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理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毁灭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毁灭”(12节)。他们的行为好像没有理性(hōs aloga zōa),仿佛他们是仅凭直觉的动物,没有真正的智识,随从无理性的欲望和激情行事。尽管他们宣称自己有着深刻的宗教洞见,但实际上他们行事的依据不是更高级的属灵真理和动机,而是自己自然的感觉和欲望。
“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的”(gegennēmena phusika eis halōsin kai phthoran),补充说明前面提到的假教师的特征。“生来就是畜类”(gegennēmena phusika),断定他们只是性情的产物,受自己基本欲望和激情的控制。“生”是一个完成时的分词,带有他们仍然处于这种状态之下、没有更高灵性的意思。“正如动物因一心想着满足自己的食欲而掉入陷阱,这些人的自我放纵也要导致他们的败亡。”[207]他们的结局将会与那些残忍的兽类一样,被“捉拿宰杀”(eis halōsin kai phthoran),因为他们按着本性当受“抓捕和毁灭”。这里,彼得描述了人类为要消灭那些掠食性动物,刻意抓捕或网罗它们的景象。这些像凶猛的野兽一样行事的人,他们的结局也是如此。沉溺肉欲就是自我毁灭。
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en hois agnoousin blasphēmountes),阐明了他们不理性的行为,并涉及他们面临毁灭的理由。彼得用宽泛的词汇说,他们毁谤的对象是“他们所不晓得的事”(en hois agnoousin,或者说“与他们所不晓得的事有关”)。他们的放肆正好与其无知相配。有些人,比如卡芬,认为这里所指的还是第10节的“荣耀”。[208]而伦斯基则认为,这个中性的复数名词包括了基督的“荣耀”(10节),也包括了“这些异端实际上一无所知的很多圣洁之事”。[209]参考后面的叙述,这个词很可能指的是他们试图蒙蔽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事情。因此,格林认为彼得心里想的是“他们的不道德。他们极力辱骂基督徒克制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自己一点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210]
他们的结局就是正在毁灭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毁灭(en tē phthora autōn kai phtharēsontai)。因为上面的两个动词同时具有败坏和毁灭之意,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译为“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于是,这句话就带有这样一种意味:他们鼓励别人过道德败坏的生活,最终一定会自食其果。但是彼得刚刚用“毁灭”(phthoran)这个词来表示物理意义上抓捕野兽加以消灭,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里彼得同样想表达“毁灭”之意。这些人的身体一定会消灭,“就像那些落入陷阱的野兽最终的结局一样”。[211]但是,等待他们的败亡要远比身体的消灭更严重。
对分词短语“他们蒙受伤害,作为行有害之事的工价”(13节上)的最佳理解,是把它视为对前一节的解释。这个短语在文本上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希腊文手稿中有两个不同的分词版本。英王钦定本译为“就得了不义的工价”(and shall receive the reward of unrighteousness),是按照公认经文而来的(komioumenoi misthon adikias)。[212]将来时的分词(komioumenoi)也许只是简单地表示将来,就像英王钦定本所译的一样;或者它表愿望,“想要得到不义的工价”(伦斯基)。[213]后一种译法的意思是,这些假教师想要通过不义的行为而得利。我们依据的基本译文作“蒙受伤害,作为行有害之事的工价”(suffering wrong as the hire of wrong-doing,美国标准译本),源自另一种异文(adikoumenoi misthon adikias),拥有早期多种文本证据的支持。[214]这种异文代表着彼得作品中典型的文字游戏。它的难解之处显然引发了人们对另一种异文的疑虑,因为前一种异文减弱了文法结构上的不同寻常之处。鉴于这个分词的基本含义是“不公正对待、伤害”,它同样消除了假教师是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这种含义。但是这个动词带有“被破坏或被伤害”的意味,表明这些假教师真的“被‘付给不义之人的工价’所伤害了”。[215]蒲草纸文献对这个词的用法显示,它也有“被欺诈”的意思。[216]格林根据这层含义说:
所以彼得似乎采用了一种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商业隐喻,强调行不道德之事毫无好处。到头来不道德行为会抢夺你,而不是付给你工价。[217]
因此,这个短语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假教师们面临的毁灭。
关于假教师们残忍的描写,自然地引出了对他们的进一步刻画。接下来,彼得继续使用描述性的现在分词。这些人把白昼欢宴视为享乐,揭露了他们沉溺感官的倾向。在原文中(hēdonēn hēgoumenoi tēn en hēmera truphēn),“享乐”(hēdonēn)一词被强调性地提前,直译出来是“一种享乐,对于白昼欢宴的”。这句话指出了他们主要的兴趣所在。享乐这个名词指的是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尽情地享受。这个词罕见于新约之中,[218]并且总是带有贬义。古斯塔夫·施特林(Gustav Stählin)把它归于“不洁的欲望世界里,反对神和他的圣灵之工作的众多力量之一”。[219]“白昼欢宴”告诉读者,假教师们根据自己故意的决断,选择在何时宴乐。这个名词(tēn truphēn,“狂欢活动”〔the revel〕;在这里被自由地翻译为动词“欢宴”〔to revel〕),它的本意是“奢华”,但是显然彼得心里想的不是物质上的华丽,而是扭捏作态的、骄奢淫逸的自傲(参路7:25)。他们的自傲发生在“白昼”(en hēmera),对此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个词指的是“每天”,[220]表示一轮又一轮连续不断的、密集而自私的享乐,但若是这种含义,用“日复一日”(kath’ hēmeran)会更为恰当。另一些人提出这个词的含义是“今朝”,仿佛一个人不用考虑将来一样。[221]若是如此,这句话就表示他们只顾今朝有酒今朝醉,全然不顾此世之外还存在的快乐。本内特提出,这个表达法的含义是“在审判的日子”,也就是说,在教会面临危机挑战的日子。[222]但是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5:7和彼得自己在使徒行传2:15的话语,我们对这句话最自然的理解似乎应当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假教师比一般沉溺于享乐的人更坏,因为他们没有将自己的荒淫隐藏在黑夜之下,而是喜爱在白昼公然地放纵自己。甚至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尽管已经在各个方面都堕落不堪,人们也会认为这样白昼行淫是无耻放荡的标志。
他们的放荡激发了彼得的厌恶之情,引起他的大声疾呼:污点、瑕疵!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名词与接下来的分词有关,但是把它们视为与第10节中“胆大,任性!”类似的独立感叹词则更为自然。这种解释与整个段落的发展态势完全协调。一句厌恶的感叹,前后没有任何动词或分词,反映了彼得强烈无比的情感。这两个词都是修辞性的,生动地刻画了这些人的道德特征。“污点”(spiloi)一词把他们描绘成破坏舞台布景的污点,而“瑕疵”(mōmoi)一词则将他们与因为身体的缺陷而不被神悦纳的牲畜相比较。这些词汇形容他们完全站在基督的对立面(彼前1:19),与教会前进的目标背道而驰(弗5:27;彼后3:14)。
现在,假教师们的放荡生活进入了作者的眼界。他们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这句话揭露了他们欺诈的本性。“以自己的诡诈”(en tais apatais autōn)这句话,也为文本上的不确定性所困扰。这句话存在着两种在拼写和读音上非常近似的异文[223]:apatais(“诡诈”)和agapais(“爱筵”)。前一种异文具有很强的文本支持,[224]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原文就是如此。[225]“自己的”(autōn)这个代词也支持这种异文。那些假定犹大书在前的人一般认为:“彼得后书的作者故意篡改了犹大的说法,将其替换为更一般性的表达法(正如他在别处所做的一样)。”[226]然而,接受彼得后书在前的人则认为,后一种异文是抄写员为了与犹大书第12节公认的文本保持一致而进行的修改。
“以自己的诡诈”一句,指控他们的快乐不是简单的宴乐,而是“使用他们的谎言和自由放荡的教训来欺骗真正的基督徒”。[227]这就揭露了他们的真实本性。有人认为翻译为“诡诈”(apatais)的名词,在这里也许是更为常见的、较为平淡的“享乐”之意,但是这样一来全句就“散发出可以容忍的意味,完全失去了尖刻指责的含义”。[228]
“正与你们一同坐席”(suneuōchoumenoi humin)完成了整个画面。这里提到的也许是教会的“爱筵”,但是已被假教师们变成自我放纵的场合(参林前11:20-21)。然而这里所用的分词具有更一般的含义,可以将一般的家宴和社交娱乐活动都包含在内。耶路撒冷圣经为了表达这种较为宽广的含义,将这句话译为“他们以欺诈你们为乐,甚至当他们做客与你们一起吃饭时也这样行”。
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这揭露了他们放纵情欲的另一面。“他们满眼是淫色”(ophthalmous echontes mestous moichalidos),字面意思是“他们满眼是淫妇”;[229]其中单数的“淫妇”表示类别。“淫妇们就住在他们眼里。”(弗隆穆勒)[230]他们看到任何一个妇人都会视为潜在的性交对象。马修·普尔(Matthew Poole)的观察是:“他提到眼睛,既因为它们让色欲的对象进入心里(伯31:1;太5:28),也因为心中淫欲的征兆会特别显明在眼里(创39:7;箴6:25)。”[231]“满是”(mestous)一词,指出败坏的激情完全占满了他们的心思。因为沉溺于这样的想法中,他们的眼睛便“止不住犯罪”。“止不住”(akatapaustous)一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表明他们的眼睛不断搜寻可以让他们犯罪的女人,完全无法停下来。彼得在这里完全意识到,好色的目光能让人变成淫欲的奴隶。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灵魂(deleazontes psuchas astēriktous),指出了这些放荡之人的另一个特征。“引诱”(deleazontes)一词仅在第18节和雅各书1:14中出现过,带有诱人上钩的意思。彼得曾经是渔夫,所以很容易联想到这个画面。上下文暗示,放在心不坚固的人面前的诱饵就是放纵肉欲。假教师试图欺骗的对象有着内在的弱点,所以他们很容易上当。正如彼得前书3:20所说,“灵魂”在这里表示人,指被他们引诱与之行淫的女人,或被他们引诱一起淫乱的男人。因为他们“心不坚固”(astēriktous),缺乏信心的坚固基础,也缺少训练可以让他们坚固地抵御这样的诱惑。他们的双脚没有坚定地站在基督里,因此跌倒在罪中。彼得在1:12中描写自己的读者“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杨译本),与这里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句经文所指的是那些潜在的归信者,他们对福音表现出兴趣并初步进入到基督里,但是还没有在他里面站稳脚跟。
心中熟练贪婪(kardian gegumnasmenēn pleonexias echontes),指出他们败坏本性的另一面。作为人类道德本性的居所,他们的“心”(kardian)推动着他们的欲望和行为。完成时的被动分词“熟练”(gegumnasmenēn),把他们的心刻画成经过系统训练、精通“贪婪”的专家(参2:3)。他们的动机不是要服侍他人,而是从他人那里不断地攫取更多的利益。尽管“贪婪”一词通常会让我们联想起物质利益,但是在这里它也含有假教师们寻求个人享乐和荣誉的意思在内。“在新约中,淫乱的邪行总是与贪婪连在一起。”[232]
仿佛亲眼看见这些人的行为,使徒大声宣告说,他们正是被咒诅的种类(kataras tekna,“被咒诅的孩子!”)。这个宣告表明作者非常不喜欢这样的种类,但是他并没有自己咒诅他们。这句话是一个希伯来成语,意思是他们应受神的咒诅。“他们一心要得咒诅;咒骂仿佛如影随形地跟随他们。”[233]这句经文是这一段里彼得的第三次宣告。伦斯基说:
第10节的“胆大,任性!”是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第13节的“污点,瑕疵!”是他们在教会中的状态,也是他们带给教会的恶果;“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则是他们在神面前所应得的。[234]
他们内心的邪恶因为外在的行为而得到证实(15节上):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kataleipontes eutheian hodon eplanēthēsan)。“正路”(eutheian hodon)即“直”路,与“真道”(2:2)是同义词,代表没有偏差、可以引人得救的真理和圣洁之道。这是由神借着自己的话语所设立的道。将正直的行为比作正路,是圣经惯用的暗喻(撒上12:23;诗107:7;何14:9;徒13:10)。这条路与恶人所行的“弯曲”之路(箴2:15)相对,恰当地描绘了这些人引入歧途的教导。“离弃”(kataleipontes)一词是现在分词,[235]说明他们正在离弃正路、偏离神所启示的真理的过程中。他们有意识地故意不顺服自己知道的真理,不可避免地导致“走差了”(eplanēthēsan)的后果,从而迷失了道路。
彼得引用了巴兰的故事,“作为引人偏离正路从而为自己谋利的假教师的经典例子”。[236]随从比珥之子、那贪爱行有害之事的工价的巴兰之路(exakolouthēsantes tē hodō tou Balaam tou Beōr, hos misthon adikiasē gapēsen),更明确地定义了这些假教师的动机和方法。“巴兰之路”是象征性用法,但是在象征的背后是摩西的叙事中巴兰实际选择了这条道路的事实。有趣的是,旧约里提到巴兰的故事时(民22-24)频繁地提及“路”这个词。“随从”(exakolouthēsantes,“执行”)是一个复合动词,仅见于这封信里(1:16,2:2,2:15),表明这些教师完全彻底地执行了巴兰的路线。巴兰所行的弯曲道路是一条贪婪的路。尽管他自称淡薄金钱,但其实只是谎言;他提供预言和占卜的服务以换取物质回报,这一点一定广为人知,不然巴勒就不会坚持用金钱来打动他了。即使神阻止巴兰行巴勒所求之事,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巴勒的贿赂。民数记31:16指明,巴兰给巴勒献计,让他利用行淫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与巴力毗珥联合,因此引来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愤怒(民25;参启2:14)。因此,在追求贪婪和行淫上,巴兰是这些假教师恰当的原型。
称巴兰为“比珥之子”(tou Beōr),乃是根据民数记22:5的记载。但是有很强的权威手稿证据支持另一种异文tou Bosor,即“博索尔之子”。[237]这个名字不见于别处,仅见于此节的大多数希腊文手稿和早期译本。[238]有人提出巴兰的父亲有两个名字,但这仅仅是一种无法确证的假说而已。文本批评的编辑们在原文是什么上不能达成一致,[239]而我们众多的英文译本反映了这种不确定性。[240]现有的证据支持原文是“Bosor”(博索尔)。梅厄指出:“原文是博索尔,后来被改为比珥的可能性,远大于反过来的可能性。”[241]但是,原文的博索尔这个名字是一个谜。有人提出这个名字是根据希伯来词汇“肉体”所造的令人生厌的双关语,所以彼得将巴兰轻蔑地称呼为“属肉体之子”。比格观察到:
若拉比们因为某些缘故恨恶一个人,就用这人的名字来做双关语,这样的情况在拉比文献中并非罕见。但是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线索,因此无从得知博索尔是如何变成一个专门用来嘲讽的名字的。[242]
另有人提出,这个名字反映了加利利人在说希伯来名字“比珥”时,无法正确地发出喉音而造成的拼写错误。[243]目前,对博索尔这个名字,还没有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
彼得对这个故事的展开,强调了他将巴兰的历史应用到这些假教师身上的恰到好处。“那贪爱行有害之事的工价的”(hos misthon adikias ēgapēsen)解释了巴兰的行为。旧约圣经并没有明确地指责巴兰的贪婪;但是如果不考虑他的贪财,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解释整个故事。“行有害之事的工价”(misthon adikias),是对第13节的重复。这个短语强调性地提前,总结了巴兰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个表达法也见于彼得在使徒行传1:18所说的话。行恶所得的报偿并不严格限于金钱,也可能包括人们通过不义的行为而希望获得的任何东西。动词“贪爱”(ēgapēsen)表明,巴兰聪明地策划了一系列行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对工价的贪爱,战胜了自己心中更好的信念。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16节上),说明神不允许巴兰充当自己的主人,追逐自己邪恶的目标。“他……受了责备”(elengxin … eschen,字面意思为“责备或者判决,他受了”),其中“责备”一词被强调性地放在了句首。这个表达法仅见于此,表明神的责备让巴兰心里明了,知道自己没有顺服神。他“为自己的过犯”(idias paranomias)而受了责备,这种表达方式在新约中仅见于此。“过犯”(paranomias)“不是一般性的违法行为,而是违背了某条特定的律法”。[244]他受到责备,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地知道神在此事上的旨意,却行了相反的事情。有人觉得“自己的”(idias)一词是“不必要的强调”[245],但是万德认为这种强调突出了“先知的罪与他所骑之驴可被饶恕的不顺服之间的对比;神正是借助驴来责备先知的”。[246]
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简要地描述了这件事(参民22:28-30)。“驴”(hupozugion,字面意思为“负轭之下”),表示负重的牲口。彼得在这里使用了不确定的用词,而没有用更常见的、意为“驴”或“驴子”的希腊文词汇onos。驴是以色列人常用来负重的牲口(太21:5;出4:20;书6:21;士1:14)。“不能说话的”(aphōnon,字面意思为“无声的”),给出了这头驴额外的信息:尽管它可以叫,却无法用人类语言来表达意思。这个词也突出了故事里的驴“以人言”(en anthrōpou phonē phthengxamenon,“用人的声音说话”)警告先知所带来的震撼冲击。这个动词的不定过去时表明这是一个独特的事件。显然,彼得认为旧约的记载在字面意义上精确地记录了这一奇迹。同样,约瑟夫(Josephus)在重述这一事件时,断言驴“用人的声音抱怨巴兰待它不公”。[247]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圣经所记载的并非客观事件,而应当被看作是急躁的先知之良心争战,反映了他的内心活动。为了支持这种主观性解释,梅厄指出“这不能说话的动物恳求的眼睛里含有奇怪的、深刻的含义”,其奇妙的能力让那冒犯神之人的心被击中,明白了自己的罪。[248]但是,若这种心理学上的解释是一种恰当的解释,那么彼得的说法就显得十分怪异。威廉姆斯恰当地观察说:
可以这样说,若我们真的相信神迹,那么神借着说人言的驴来表达他的想法,不会比他停止人们说一种语言而让他们用另一种语言彼此交谈更难——神确实行过这样的事。[249]
艾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则说:“这一场面需要用比良心更强的、明确的语言加以责备。”[250]
“拦阻先知的狂妄”,表明这件事确实影响到了巴兰。“阻拦”(ekōlusen,“阻碍”或者“制止”),表明不是巴兰终止了自己的旅行,而是神制止了“先知的狂妄”(tēn tou prophētou paraphronian)。限定修饰词“先知的”突出了巴兰的过犯;他被神所用,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成为神的代言人。“狂妄”(paraphronian)是一个名词,在现存的古希腊文献中仅见于此。这个词不是说巴兰已经疯了;它谴责的是他在道德上的乖谬,指出他在宗教事务上是一个愚蠢的人,故意违背神的命令。他的心思顽固地“脱离”了神愿意他行的道,偏行在歧路上。这个词与前面提到巴兰的“过犯”(paranomia)相配合,再次提供了彼得偏爱发音相似的词汇的例子。
在简单讨论了巴兰的故事以后(15-16节),彼得借着“这些人”(houtoi)一词,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假教师身上,为要指出他们的故事中另一个悲剧性因素。他刻画了他们欺骗人的天性(17节上),重申了他们灭亡的命运(17节下),并仔细描述了他们迷惑人的行为(18-19节)。
彼得用了生活在极度干旱国家之人特别感兴趣的两个隐喻,刻画了这些人所造成的幻灭感。这些人是无水的泉源(houtoi eisin pēgai anudroi),指控他们让人充满了期待,却无法让人得到满足。他们自称为宗教老师,把自己当作“泉水”(pēgai)或“喷泉”,当作可以让人止渴的活水之源。但是当疲倦的旅人来寻找淡水之时,却发现他们是“无水的”(anudros)井,因为就连他们自己也缺乏属灵更新的活水之源,毫无智慧可言。他们并无属灵的生命力。耶稣应许那些信他的人,他所赐的水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4:14,7:37-38),但这些假教师不能给别人任何生命的活水;他们只是迷惑那些信任他们的人而已。格林认为:“在课堂上,所有的异端都显得极其新颖;但是在牧会的时候,它们却极其贫乏,不能让人得到满足。”[251]
第二个隐喻将他们描述为狂风催逼的雾气(homichlai hupo lailapos elaunomenai),表明“假教师的变化无常以及他们的教训转瞬即逝”。[252]“雾气”(homichlai)一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恰当地描述了“不稳定性:稍有风吹草动,他们的教训就改变了(参弗4:14)”。[253]而“狂风”(lailapos)一词一般用来形容强烈的风暴,有时这种风暴会扫荡整个加利利海(可4:37;路8:23)。因为缺乏内在的稳定性,他们只要一遇到任何运动就偏向一边了。另一些人认为这里的比喻指的是假教师遮蔽了光明,“我们应当把这些假教师毫无根据的推测称为‘混浊’的”雾气。[254]
“蕴含风暴的云彩”(英王钦定本)这种译法根据的是公认经文[255],与犹大书第12节保持一致。若是如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些假教师似乎承诺要带来及时雨,却被一阵风吹得无影无踪,空留下失望和等待。
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hois ho zophos tou skotous tetērētai),再次敲响了假教师们灭亡的丧钟。“为他们”(hois)是一个阳性代词,自然以“这些人”(houtoi)为先行词,而不是指代刚刚出现的两个隐喻。彼得更关心的是这些人灭亡的命运,而不太在意从文学上精确地展开他的隐喻。“墨黑的幽暗”(参2:4)刻画了这些人即将面临的命运。本格尔说,“幽暗”(zophos)表示“黑暗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256]而“存留”(完成时态)则表明他们的灭亡已经注定。[257]作为对比,彼得前书1:4刻画说,神为自己忠诚的儿女在天上存留永远的基业。
句首的因为(gar)一词并不是在确认他们必然灭亡的裁决(这个词从性质上看是一个插入语),而是引入证据,证明刚刚应用在假教师身上的比喻无可厚非。但是,彼得的说明超出了上述比喻,生动地刻画了他们致命的行为:“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
他们采用的手段是说虚空夸大的话(huperongka … mataiotētos phthenggomenoi),正与他们骗人的本性相合。原文的词序是“夸大的话,虚空地说出”(罗瑟拉姆译本),强调了他们夸夸其谈的样子。“夸大的话”(huperongka)一词仅见于此处和犹大书第16节,译自一个中性复数形容词,形容东西非常庞大,超过了正常尺寸的样子。在这里,彼得用了这个词的修辞性含义,形容他们傲慢自夸的大话。附加的属格名词“虚空的”(mataiotētos),并不是说他们夸张的大话没有任何内容(对应的kenos一词可以表达这种含义),而是说他们的话语毫无用处,没有产出任何建设性的结果,因为他们远离了真理。除了此处,“说”(phthenggomenoi)一词仅见于上面第16节和使徒行传4:18;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到好处,因为它的本意是指大声地说话。这些假教师“把健全的道德换成了狂热的激情”。[258]
“他们……在肉体的情欲里用邪淫的事引诱……”,揭露了他们致命的行为。“引诱”(deleazousin,参见2:14下面的内容)一词刻画了他们用诱饵捕捉自己看中的受害者之特点。“在肉体的情欲里用邪淫的事”,则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行为。“在……里”(en)说明了他们生活的领域和施放诱饵的要素,这就是“肉体的情欲”,即与“肉体”(sarkos)有关的各种欲望。我们不应当仅仅将“肉体”理解为身体上的欲望;前面没有冠词的时候,“肉体”可用来表示性质。我们最好在伦理学意义上理解“肉体的情欲”这种表达法,将其视为“人的罪性引发的情欲”(新国际译本)。[259]人无可避免地有着生活的需要和欲望,但是这些假教师将这些欲望和情欲诉诸于旧的、尚未重生的人性。
“邪淫的事”(aselgeiais)指出了他们用来引诱受害人的诱饵。这个名词表示他们的过分和缺乏约束,到了失去体面、引起公众震惊的程度。在这里,它保留了通常用来描述淫荡性乱的含义(参可7:22;林后12:21;加5:19)。这个名词是复数形式,表示他们在各种性行为上纵欲无度。“他们以宗教为幌子,利用各种各样的淫荡手段引诱别的人。”[260]他们通过教导和个人的榜样来诱迫他人就范。
那些被假教师引诱的人被称为那些刚从生活错谬之辈中间逃离的人。译为“那些刚逃离”(tous oligōs apopheugontas)的短语,在副词的使用和分词的时态上存在文本上的不确定性。公认经文采用的异文(tous ontōs apophugontas),在杨的译本中译为“那些已经真正逃离”(“已经清楚逃离”,英王钦定本),同时兼容了两种变体。[261]后一种异文暗示这些受害人曾经获得很大的属灵成就;而前一种异文则暗示这些基督徒仅仅取得了一点进步而已,因此更切合上下文。彼得在这里所指的似乎是第14节提到的那些“心不坚固的灵魂”。他们似乎是一些刚刚承认自己接受了救恩信息的人,或者是已经接触过福音,正要与“生活错谬之辈”(tous en planē anastrephomenous)分别的人。anastrephomenous一词的现在时态,表明他们正在逃离的过程中。这也可能指的是那些假教师,但是成立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假教师正是这个句子的主语。因此,最简单的解释是:那些初信徒正要逃离自己从前在异教中的联系。
假教师们积极地要败坏新信徒的道德行为;这些新人刚刚开始脱离偶像崇拜之堕落行径,但还没有在新生命上扎根。詹姆斯发现:“他们最初的教师曾经教导他们圣洁的重要性;但这些新的教师则告诉他们,不圣洁并不会造成任何后果。”[262]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eleutherian autois epanggellomenoi),指出了他们教导的核心内容。他们以真自由的使者自居,宣称自己对新生命的益处有更深的理解,向那些顺服他们领袖权柄的人保证,会带领他们过一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生活。他们提供的自由是“不用根据1:3-11提出的方式服侍基督并且在基督里成长的自由”。[263]他们提倡反律法主义,坚持认为基督徒应当完全脱离律法及其毫无必要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本性追求刺激和欲望。这些教师误解了基督赐予我们的属灵自由,将其当作放纵犯罪的执照。本质上,他们没有理解基督徒自由的真正性质:一个人愿意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时,才拥有真正的自由。“当人们把神的命令视为他慈爱大道的路沿石、恩典花园的篱笆时,才会拥有健康的基督徒生活”[264],但他们对此现实视而不见。
从前,神白白的恩典的福音也曾受到曲解。保罗书信清楚地表明,他的教导一开始就被反律法主义者曲解误用,在教会中大力提倡(罗3:7-8,6:1、15;加5:13)。彼得前书2:16也警告人们要提防这种罪恶。异端从来就容易诉诸于肉体,偷偷侵蚀福音对顺服道德义务的要求。教会史清楚地表明,早期攻击基督教信仰的诺斯替主义哲学也养育了放荡的自由主义。而今,也有很多人致力于将罪包装成基督之爱的样子。
但是这些教师的个人生活连同他们对自由的夸张应许,确定了他们的教训是虚假的:“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19节)。他们的言论和行径构成了一幅自相矛盾的有趣画面,再加上由动词“引诱”(18节)所刻画的主语,为进一步定罪这些假教师提供了依据。他们傲慢地宣告自己是真正自由生活的专家,然而相反,他们却一直被罪所奴役: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autoi douloi huparchontes tēs phthoras,字面意思为“他们自己在败坏的状态下做了奴仆”)。现在分词的“做”(huparchontes)表示一种持续的、定型的状态,而表语“奴仆”(douloi,“奴隶”)则具体说明了他们的状态。这些人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1:1;罗1:1;腓1:1;彼前2:16),而是“败坏的奴仆”(tēs phthoras,“属于败坏之物的”),他们的生活与罪密不可分(彼后1:4;2:12)。“败坏”不仅表示罪在生活中造成的腐败,还牵涉导致毁灭的属灵败坏。
通过连词“因为”(gar),彼得进一步确认了他冠之以这些假教师的“奴仆”之名,用一句不证自明的公理阐明了上面的结论:因为人被谁制伏就也是谁的奴仆(hō gar tis hēttētai, touto kai dedoulōtai)。这句话的主动行为方“谁”(hō),其词性不明,因为这个代词既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中性。我们的英文译本[265]也有分歧,不同的注释者的倾向也不尽相同。支持阳性代词的凯利断定:
这里的意象直接来自古代将战场上被击败和俘虏的敌人变成奴隶的做法,而阳性代词更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266]
本内特支持中性代词:“中性更为可取,因为它指的是控制这些假教师的邪恶欲望。”[267]而伦斯基则指出:“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人,而前一个子句里的‘败坏’并无人格可言。一个人既可以被人所制伏,亦可以被物所制伏,成为奴隶。”[268]我们认为中性更容易理解。动词“制伏”(hēttētai)采用了完成时态,意为“已经被制伏”,因此暗示假教师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其逻辑结论就是:“被谁制伏就是谁的奴仆”。“是谁的奴仆”(dedoulōtai)也是完成时态,表明持久的状态。这句话里的“也”(kai)存在文本上的不确定性,[269]意在说明这是进一步出现的情况。尽管现代的文本编辑删除了这个词,但是它属于公认经文的一部分,并得到相当多的手稿的支持。放在这里,它增加了这句话的力度。拉姆比观察到:
一个罪人尽管曾经跌倒,但是还可能重新站起来,再次尝试抵抗诱惑;但是若他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那么就可能继续犯罪并成为罪的奴仆。[270]
常识和个人经验都可以确证彼得给出的公理,而且与“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8:34)等耶稣的教训相符,同样也与保罗的教训保持了一致(罗6:16;林前6:12下)。威廉·巴克利(William Barclay)引用斯多亚派哲学家塞内加(Seneca)的语录说:“成为自己的奴隶乃是所有劳役中最沉重的一种。”[271]
关于这一段中的“他们”到底是指假教师还是他们的受害者,目前还存在客观的争议。有些人,例如伦斯基[272],认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因为这里所描绘的画面同时可适用于上述两类不同的人。但是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彼得在这里专门针对着其中一类。
本格尔、弗隆穆勒、比格、斯特罗恩、凯利以及其他一些人,认为“他们”指的是那些受到假教师诱惑的新信徒。根据这种观点,那些“逃离世界的污秽”的人就是“那些刚从生活错谬之辈中间逃离的人”(18节)。[273]这样一来,起首的“因为”一词就把第20节和第18节联系在一起,于是第20节就成为“被假教师的网罗抓住之严重后果”的扩展。[274]凯利指出,第20节的假设形式,“读起来完全像是对暴露在严峻的诱惑之下、但是尚未屈服之人的一种警示”,而作者则认为“异端们已经无可挽回地失丧了”。[275]
但是,更常见的观点则认为,第20节的“他们”指的是那些假教师。支持这种解释的证据有:①“他们”一词最自然的先行词是第19节上半节提到的假教师,那群“败坏的奴仆”,而第19节下半节可以视为一个插入语;② 在第20节开头出现的连词“因为”,从逻辑上与第19节有关,是对“败坏的奴仆”给予的解释;以及③ “制伏”一词自然地对应着第19节的“制伏”。偏向这种观点的事实还有④ 这一章是针对假教师的持续不断的论战,若以讨论另一类人结束,显得不合常理。
其他不同观点的有力之处在于支持“他们”一词不必被严格地限制在一种应用之下;但是本书作者认为,从上下文看,这几节经文基本上是对假教师的形象做一个总结。彼得现在刻画了这些假教师的悲剧性状况(20-21节),并用一个双重比喻结束了整段描述(22节)。他们真正的状态,构成了对那些将要跟随他们之人的警告。
我们似乎最好将连词因为(gar)视为先导性地确认那些假教师确实是“败坏的奴仆”(19节)。倘若一词并不表示怀疑,而是假设他们过去确实得以逃离,因此可以与他们现在成为奴仆的状态进行对比。在我们的译本中,这一真理通过“后来”一词指明:“倘若他们……得以逃离世界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伏。”得以逃离……后来(apophugontes)是一个过去分词,简单地记录了他们曾经逃离世界的污秽之经历。他们曾经主动逃离了异教的信仰。“污秽”(ta miasmata)这个名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参2:10上所用的同根词),指的是“参与那些与神圣洁的旨意相悖之事”而招致的污染。[276]这个词的复数形式扩展了它所强调的范畴,将各种因为接触“世界”(tou kosmou)的做法而产生的污秽形式都包括在内。“世界”一词意指与神隔绝的各种有组织的人类生活和活动。彼得在这里指的是人类故意的贪婪和异教徒沉溺于肉欲的做法所导致的道德败坏和堕落。
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en epignōsei tou kuriou kai sōtēros Iēsou Christou)而得以逃离。“因”(en)表明,他们的逃离与这种认识“有关”,不能脱离对主的认识而实现;因此,这句话承认了知识在基督教的归信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认识”(epignōsei)与1:2-3和第8节所用的复合词形式完全一样;在那几个经节中它的含义显然是某种充满活力的个人知识。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有人曾经一度将这些假教师接纳为正统的基督徒。彼得说他们的认识是个人为中心的认识,以“主救主耶稣基督”为认识的对象。“主救主”这种双重称号强调了基督教的立场:耶稣基督是满有权柄的主,也是信徒们的救主。如何评价这一认识在这些人内心所造成的影响,注释家根据各自的神学预设,看法也各有不同。这一经节是否暗示了让人得救的知识,还是仅仅涉及“承认主救主”?这是一个引发长期争议的问题。
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toutois de palin emplakentes;“因同样的事情有被缠住”,罗瑟拉姆译本),宣布了他们后来的状态。没有翻译出来的虚词de,标志着两个分词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之对比。“其中”(toutois)这个词被强调性地提前,强调他们曾经一度脱离的同样污秽现在构成了他们被奴役的牢笼。“缠住”(emplakentes)也许是另一个来自渔业的隐喻,利用了鱼被渔网紧紧缠住、无法摆脱的形象。动词的不定过去时简单地陈述了某种结果,但这并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的;它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他们夸示自己的自由,因此重新落入败坏的网罗之中。结果他们被罪所制伏(hēttōntai),不断受到私欲和败坏的辖制。
他们末后的景况就变得比先前更不好了(gegonen autois ta eschata cheirona tōn prōtōn),评估了他们现在的状态。“先前”(tōn prōtōn,“先前之事”)回顾了他们从前还是异教徒时的境况,而“末后的景况”(ta eschata,“后来之事”)则指的是他们现在再次被自己一度抛弃的事情缠住的状况。这样的反复让他们的生命“更不好了”,他们的心比从前更坚硬,更苦毒。“变得”(gegonen)标志着他们不好的状态所具有的持久性。这一判断几乎是一字一句地重复了耶稣在马太福音12:45和路加福音11:26中所说的话。很清楚,彼得认为这些人与耶稣“不经历重生的改变毫无益处”[277]之比喻之间存在平行关系。
第21节明确地重申了刚才宣告的判断。因为他们若不晓得义路,也总胜过晓得以后又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洁命令。“不晓得义路”(mē epegnōkenai tēn hodon tēs dikaiosunēs),再次描述了他们做基督徒之前的状态。还是异教徒的时候,他们不晓得“义路”。这里彼得所指的不是通往公义之路;“义路”在2:2里被叫作“真道”,但是这里更强调基督教信仰必然会引导人过公义的生活。“不晓得”,暗示假教师们对使徒所传的基督教里坚持的公义行为没有切身的认识,而“晓得以后”则清楚地表明,他们后来对基督教所要求的道德生活并不是全然无知。他们夸张地炫耀自由,故意拒绝上述教导,导致日渐堕落的境况。“无知固然是非常坏的事情,但是不顺服则永远更糟。”[278]
假教师们选择“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洁命令”,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出于无知。“背弃”(hupostrepsai ek)一词刻画了他们在拥有神的百姓之身份以后,又确然地返回到从前污秽的生活状态中。他们的决定牵涉到离开“传给他们的圣洁命令”(ek tēs paradotheisēs autois hagias entolēs)。“ek”(译注:即“从中出来”)暗示他们曾经一度站里在圣洁“命令”的范围之内。[279]单数的“命令”(tēs … entolēs),把基督徒的全部生活都置于道德律原则的引导下。“基督教是涉及道德律和服从道德的启示。”[280]其主要的关切不在于控制基督徒行为的具体准则,而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所拥有的道德特征。“命”以两个限定修饰词为其特征。“传给他们的”(paradotheisēs autois),标志着诫命的神圣来源。它暗示从基督所接受并且凭借使徒的权柄而承传的教训。基督的教训,对他的跟随者之道德特征作了解释和规定,例如我们从登山宝训所读到的内容。彼得进一步描述了这一诫命的性质和目的:“圣洁命令”。作为神赐的诫命,它要求我们远离一切与神之圣洁相悖的东西。“圣洁”从本质上等同于前面提到的“义路”。
显然彼得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种“背弃”行为的道德特征。杜安·邓纳姆(Duane A. Dunham)把这里所指的人理解为那些新信主的,因此认为“他们的危险是陷入淫欲之中,而非背弃信仰”。[281]若是如此,彼得就是在刻画一群生活在可怕的罪中的真基督徒。然而若按照我们的理解,这里指的是那些假教师,则这句话指的就是道德上的叛教。他们“拒绝神的律法,这乃是拒绝神的第一步,因为神是一个道德的存在”。[282]他们言过其实的断言也支持着他们的行为。
这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一句箴言(sumbebēken autois to tēs alēthous paroimias),引入了以下的箴言来说明这些假教师的状态。彼得引用了一个双重“箴言”(paroimias)来描述他们的状态,为这种令人生厌的景象提供了持久的证明。这个词指的是一条当代以日常可见之事来表达某种寓意的格言(参约10:6,16:25、29)。“正”字强调箴言所承载的信息与现实相符。单数的“箴言”表明,下面引用的两句话本质上是同一性质——正是这令人生厌的行为揭露了他们的本性。“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个双重引语带有希伯来语平行体的效果。犹太人认为狗和猪这两种动物特别令人厌恶。在马太福音7:6,耶稣警告众人提防那些亵渎而败坏的人时,同样用了狗和猪来做比喻。
这两句箴言都没有限定动词,同时主语前面也都没有定冠词。这样简洁的分词构造具有感叹之意:狗转身回到自己所吐之物,洗净的猪又到泥里去打滚!这就仿佛有人看到这些假教师的行为,感叹地抒发自己所见之事一样。句中的过去分词概述了引用的两句箴言所表示的意思。
狗吃自己呕吐物的箴言可能是引用了箴言26:11。如果真是如此,就可能是彼得直接翻译希伯语的一个例子,因为七十士译本的译文差异颇大。这句箴言现存于拉比文献,[283]而在异教徒聚居之处,这种情况也颇为常见。彼得也许是引用了他的读者常说的一句话。狗的行为不仅是“闻闻”而已,[284]而是将自己呕吐之物又舔食回去。
“洗净”(lousamenē)的猪,表示肮脏的外表已经洁净了。这句话的动词是不定过去时中间语态,暗示洗净的行为不是被迫的违心之举。但是我们不应过分强调中间语态的含义,因为这句箴言把一个常用在人类身上的动词用在了猪身上。这种洗净并不是指洗礼,这一点凯利看得颇为清楚;[285]它指的是外在的、针对肮脏行径的清洁。[286]但是,这种外在的洁净很快就被猪内心急于释放的欲望所破坏,它又回到“泥里去打滚”(eis kulismon borborou,“进入泥浆的翻滚中”)。属格名词(borborou,“泥沼,黏土,污秽”),刻画了猪回去打滚的行为之本质。但这几个词都不见于新约别的经文中。这句话在圣经中找不到出处,应当是从非犹太的语境中借来的。
这两句箴言中提及的各种动物令人作呕的行为,分别揭示了它们的本性。羊绝不会有这两种行为。将这两幅画面应用在假教师头上,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真正的本性。“第20节的描述(“逃离”等等)以及第21节的描述(“晓得义路”等等),这些术语实际上是应该用在重生的人身上,但是彼得完全有可能仅仅是根据这些人的外表而选用了这些词汇。他们曾经显得像是重生了的人;他们自称得了重生。”[287]但是现在,他们的教训和坚持的做法揭露了他们原来是一群失丧的背教者。
[1] Ernest Findlay Scott,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1948 reprint), p. 224.
[2] Michael Green, The Second Epistle General of Peter and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ude (TNTC, 1968), p. 11。本注释从此用彼得后书(2 Peter)和犹大书(Jude)作为这两卷书名的缩写。
[3] F. W. Farrar, The Early Days of Christianity (n.d.), p. 99.
[4] J. N. D. Kelly,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Peter and of Jude (HNTC, 1969), p. 235.
[5] 这两个年代出自J. D. Douglas, gen. ed.,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1974)。
[6] 优西比乌《教会史》6. 25也引用了这句话。
[7] Montague Rhodes James, The Second Epistle General of Peter and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ude (CGT, 1912), p. xix.
[8] F. H. Chase, “Peter, Second Epistle of,” in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ed. James Hastings, (1908), 3:803b.
[9] George Salmon,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Books of the New Testament (1904), p. 485.
[10] Alfred Plummer, “The Second Epistle General of Peter,” in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ed. Charles J. Ellicott, (n.d.), 8:438a.费弥里的书信可以从牛津版的“西普里安书信集”75号(the Oxford edition, Library of the Fathers)中找到,但是在爱丁堡版(the Edinburgh edition, The Ante-Nicene Fathers)中的编号却是74号。
[11] E. M. B.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1961), p. 7.
[12] Joseph B. Mayor, The Epistle of St. Jude and the Second Epistle of St. Peter (1907), p. cxviii.
[13] 讨论哲罗姆观点的有关数据,可参见Charles Bigg,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St. Peter and St. Jude, 2nd ed.(ICC,1902), pp. 199–200。
[14] Robert H. Gundry, A Survey of the New Testament (1970), p. 353.
[15] 参见Bigg, pp. 199–210; Mayor, pp. cxvi–cxxiii中给出的证据。
[16] A. Helmbold, The Nag Hammadi Gnostic Texts and the Bible (1967), pp. 90–91.
[17] Christian Maurer, “Apocalypse of Peter” in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eds. Edgar Hennecke, Wilhelm Schneemelcher, and R. McLean Wilson (1965), 2:664.
[18] Mayor, pp. cxxx–cxxxiv.
[19] Bigg, pp. 207–9.
[20] R. H. Strachan, “The Second Epistle General of Peter,” in The Expositor’s Greek Testament ([1897–1910]), 5:88–90.
[21]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10.
[22]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rev. ed. (1970), p. 815.以下在引用此书时,简写为《导论》(Introduction)。
[23] Arthur S. Peak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1919), p. 98.
[24] Green, II Peter and Jude, p. 13.
[25] Everett F.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rev. ed. (1971), p. 414.
[26] Augustus H. Strong, Popular Lectures on the Books of the New Testament (1914), p. 350.
[27] Edwin A. Blum, “2 Peter,”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1981), 12:258.
[28] Harrison, p. 415.
[29] E. H. Plumptre, The General Epistles of St. Peter and St. Jude (CGT, 1893), p. 81.
[30]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7.
[31] Mayor, p. cxxiv.
[32] Kelly, p. 235.
[33]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14.
[34] T. Henshaw, New Testament Literature (1957), p. 394.
[35] Guthrie, Introduction, p. 831.
[36] Maurice Jones,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nd ed. (1924), p. 355.
[37] Scott, p. 228.
[38] Plummer, 8:458a.
[39]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30.
[40] James Moffa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3rd ed. (1949), p. 364.
[41] C.E.B. Cranfield, I and II Peter and Jude (TBC, 1960), p. 148.
[42]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30; see also Bigg, p. 241.
[43] Guthrie, Introduction, p. 834.Guthrie引用的作品是波利卡普的《致腓立比人书》(Polycarp, Ad Phil.)iii, xi、《克莱门一书》(1 Clement)xlvii.1,以及爱任纽的《致以弗所人书》(Ad Eph).xii.2。
[44] Peake, p. 99; Werner Georg Ku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1966), p. 304; Mayor, p. 168.
[45] Samuel A. Cartledge, A Conservative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1938), pp. 143–44.
[46] J. W. C. Wand, The General Epistles of St. Peter and St. Jude (WC, 1934), p. 144.
[47] Richard J. Bauckham, Jude, 2 Peter (WBC, 1983), p. 156.
[48]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26.
[49] Albert E. Barnett, “The Second Epistle of Peter,” in The Interpreter’s Bible (1957), 12:164.
[50] Jones, p. 352.
[51] Mayor, p. civ.
[52] Bigg, p. 229.
[53] Chase, 3:809a.
[54] 参见Bo Reicke, The Epistles of James, Peter, and Jude (AB, 1964), pp. 146–47; Bauckham, p. 137。
[55] Green, II Peter and Jude, p. 18.
[56] A. T. Robertson, A Grammar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5th ed. (1934), p. 125.
[57] Bigg, p. 225; cf. Mayor, pp. lxviii–lxxx.
[58] Homer Kingsley Ebright, The Petrine Epistles: A Critical Study of Authorship (1917), p. 121.
[59] Harrison, pp. 424-25.
[60] Bernard Weiss, A Manual of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1889), 2:165.
[61] Paton J. Gloag, Introduction to the Catholic Epistles (1887), p. 216.
[62] Scott, p. 228.
[63] 参见本作者所著犹大书注释的“导论”。
[64] Kümmel, p. 303.
[65] Green, II Peter and Jude, p. 23;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11; W. White, “Peter, Second Epistle of,” in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1975), 4:731a.
[66] A. H. McNei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1927), p. 236.
[67] Guthrie, Introduction, p. 841.
[68]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17.
[69] Mayor, pp. lxxiv–lxxv.
[70]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22.
[71] Scott, p. 227.
[72] 引自Dr. V. H. Stanton with apparent approval by James Moffa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3rd ed. (1925), p. 369; 以及 Moffatt, The General Epistles—James, Peter, and Judas (MNTC, 1928), p. 174。
[73] Cranfield, p. 150.另见Bauckham, pp. 161–62。
[74] G.F.C. Fronmüller, “The Second Epistle General of Peter,” in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s, ed. J. P. Lange, trans. Philip Schaff ([1867]), 23:5.
[75] Kurt Aland, “The Problem of Anonymity and Pseudonymity in Christian Literature of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in Kurt Aland, et al., The Authorship and Integr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ological Collections, no. 4 (S.P.C.K., 1965), p. 2.
[76] Donald Guthri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Canonical Pseudepigrapha in New Testament Criticism,” in ibid., p. 35.
[77] Andrew F. Walls,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1979), 1:638.
[78] Guthrie, Introduction, p. 679.
[79] 同上,p. 680。
[80] 同上,p. 848。
[81] Glenn W. Barker, Willam L. Lane, J. Ramsey Michaels, The New Testament Speaks (1969), p. 351.
[82] Green, 2 Peter Reconsidered, p. 37.
[83] Barker, Lane, Michaels, p. 352.
[84] 这种方法让马丁拒绝了保罗是以弗所书和教牧书信的观点。参见其New Testament Foundations: A Guide for Christian Students (1978), 2:281–85, 300–306, 386。
[85] Herbert L. Willett and James M. Campbell, The Teachings of the Books (1899), p. 286.
[86] Ebright, p. 149.
[87] Plummer, 8:437a.
[88] Green, II Peter and Jude, p. 41.
[89] H. E. Dana, Jewish Christianity (1937), p. 160.
[90] Theodor Zah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1909), 2:207–9.
[91] B. C. Caffin, “II Peter” (PC, 1919), p. xiv.
[92] White, 4:728a.
[93] Bauckham, p. 133.
[94] Weiss, 2:156 n. 3.
[95] Zahn, 2:228.
[96] Bigg, pp. 237–39, 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