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经卷类比

 

解决我们前面所提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使用“信仰类比”(analogia fidei)的原则。首先把这个词用在这方面的人显然是早期的教父俄利根,[1]这个词他引自罗12:6“按着信仰的类比”(和合译本作“按着信心的程度”)。当然,保罗用这个词不是说到神学真理的体系,而是说到属灵恩赐的运用,要照着个人信仰的状况而定。

 

宗教改革者扩大了这个词的含义,这与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天主教声称,圣定注释(Glossa ordinaria)在信仰和生活上与圣经地位相同,宗教改革者因此拒绝把这些“信仰准则”(regula fidei)接纳为圣经以外“独立”的权柄。他们坚称,所有信仰和生活的准则惟独根据圣经(sola scriptura),但圣经仍然需要解释,因此他们提出“以经解经”的口号。于是信仰类比就成为“以经解经”(Scriptura Scripturam Interpretatur)的结果了。

 

但是,信仰类比的意思从未被人清楚地界定过。约翰·约翰逊(John F. Johnson)曾经加以定义:简单地说,“类比”或“信仰准则”是指“清楚的经文”本身;它是信仰的纲目,由具有“清楚之独立教训的经文”组成,而个别的教训必须从这些经文中抽取、审核。任何非从明显涉及信仰类比的经文中抽取的教训,一律不予接纳作圣经的教训。[2]依照约翰逊的看法,信仰类比相当受限制。他坚持,教理必须来自将该教训(的应用)叙述得最完全的经文。现在的问题是,对每段经文而言,信仰类比是不是一个“开(神学的)窍”的解经工具。

 

在这个特别点上,由于过去和现在太滥用准则,因而产生了困扰。许多人忘了,宗教改革者所用的信仰类比是表示一个“相对”的叙述,它是特别针对当时对传统的执着而说的,“只是为了要推翻‘传统是圣经的解释’之说而已”。[3]他们并不认为圣经各处的教训都表达得同样清楚,也不想摒弃文法、注释、训练等的辅助,否则宗教改革者难以解释自己为何写了注释书,还应用了各种解经工具。

 

更重要的是,并不如威登堡(Wittenberg)和耶拿(Jena)的希伯来文教授马蒂亚斯·弗拉齐乌斯(Matthias Flacius)在他所写的《圣经之钥》(“Key to the Scripture” 1567)中所说的那样:“所有与圣经有关或根据圣经的事物,都必须符合教义或信条的声明。”[4]这样的说法完全颠倒了地位,不只承认传统在圣经以外具有“独立”的权柄,而且把它当作诸多意见之中的仲裁者。

 

我们的看法是,信仰类比若要成为解经程序的一部分,我们最好重新定义。以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的术语来说,它是“会通”各处经文的神学。[5]布莱特认为,每一段经文中都有某个层面的神学,这个神学的陈述就是构成经文本身之整体的一部分。该神学不能和整段经文分开,但它常扎根在该段经文的“前述经文”上。

 

关键就在“前述经文”上了。要矫正过去和现今在神学解经上的滥用,就必须严格地限制解经程序:(1)检视所查经文之中明确的声明;(2)将该声明与“较早期”著作中相似(可能不尽完全)的声明作比较。所以“诠释学”所用的信仰类比(如果诠释学也如系统神学般地使用这个词,其实这对它更为适宜)必须在年代上严密控制(亦即我们必须认识启示过程中各时期的顺序)。这一点太重要了,为此我们要把诠释学的这个步骤另起一个名称,叫“(前述)经卷类比”(analogy of [antecedent] scripture),免得在概念上有所混淆。不管用哪一个名称,最重要的是它的定义。

 

如果我们只从所查的经文和更早期的经文中归纳出神学教训,大部分解经者一定能看见其中的智慧和好处。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方法并不能帮助我们找出经文的“前述神学”。我们要再说,神学是从经文中得来的,不是解释者主观地加进经文中的。

 

在经文中求取前述神学有几个线索:

 

1. “术语”的使用,即已经在救赎历史中具有特别含义,又有专门地位的词(如“后裔”、“仆人”、“安息”、“基业”)。

 

2. 与神学陈述有关,直接、间接地提到启示过程中的先前“事件”(如出埃及、西奈山的显现)。

 

3. 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在一个新状况中相似之神学重点上的话(例如,“要滋生繁茂……”;“我是你们祖宗的神”)。

 

4. 论到“约”、在其中所累积的“应许内容”或它的语式等方面的语句(例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你)从埃及地(迦勒底的吾珥)领出来”;“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6]

 

我们现在所争论的,无非是主张整个圣经神学是解经工作的一部分。按照我们所以为的神学课程训练和它的使命看来,课程必须单独按照历史年代来编排,使学生的主要资料来自诠释学,而非系统神学(这是过去曾偶尔做过的)。

 

这样,圣经神学应该为解经者搜集所有切题的神学材料,并按照历史加以分类(如族长时期,摩西时期,王国前时期等)。但是这样的搜集不应该只是粗略地按照以色列人或教会的信仰及生活而杂集其材料而已。

 

只有当手中所有累积的神学体系有一个正典中心(canonical center)时,这种“会通神学”才有意义。但现在又有另一个问题,一般圣经作者都不愿把任何特别词汇当作组织原则或圣经神学的中心。我们不能怪罪这些圣经神学家,因为他们多少有理由害怕会按照时尚把某些哲学或神学产物加在经文中。过去曾有人将经文以外的学说取代经文,从中寻求圣经的神学产业,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错误的,它充其量只是照自己的喜好或习惯自行规划经文。经文经过如此主观的处理之后,还有何权柄与指示性可言呢?

 

然而,我们能否说这种过度的情形是他在寻求以圣经为神学中心上失败的例子,而原谅他呢?我们以为不然,因为如果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都有一个像圣经神学之类的东西,我们最终的焦点就应该在于确定、辨认出连接所有作者、主题和历史之内在的一贯真理。我们不能说,这一贯的真理至终仍向我们隐藏,或者说神自己就是这一贯的真理;因为前一个说法忽视了“启示”的概念,否定圣经是神向人类的开启和昭示;后一个则只说出神学的“主题”是谁,却没有给人任何提示。

 

直到最近,在圣经神学上最受推崇的统一原则是:“历史”是神启示的主要媒介,它应当是聚合不同圣经作者的各种“神学”的因素。但就是这种看法也叫人感到为难。[7]

 

无论如何,新约和旧约确实有一个神学中心,它不是外加的,而是圣经作者自己仔细阅读之后“推衍”出来的,那就是神“赐福”的话语(这个词特别适用于亚伯拉罕之前的内容)或“应许”的话语(这是新约综合旧约内容时所用的词),祂要“作”以色列的神,并要为以色列“行”事,并要“借着他们”为地上“万国”行事。起先,这话是神给人的惊喜;以后,这话的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在圣经中重复。这固定语式一再地出现,新的条款不断地加入、累积,历史则说明了它在过去和现在的应验,一切事物都围绕着这个中心。[8]

 

为此,圣经神学的教导必须和解经学齐头并进。解经学如果没有“会通神学”支持,它的结论用在教会中,就显得不完全而近乎贫乏。解经者的书桌上应该随时放有一本加满眉批的圣经神学参考书,与字典和文法书并行排列,而且最好这本书有经文索引和主题索引,使解经者能迅速使用这个工具,不必翻遍全书寻找所硏究之题目的适当注解。

 

我们所说圣经神学这个新角色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使解经成果改观,都绝不会言过其实。在宗教改革时期,及其宗教改革之后的早期,都一直很重视神学解经,后来渐渐忽略了。我们的做法正可以补上这个空缺。我们也相信,这个做法更能表明作者心里的想法。

 

有人会抱怨说,没有一个基督徒解经者能够或应该忽略比那段经文更晚期、更完全的经文。我们的回答是:“是的,没有人希望解经者忽略它。”神学启示的后来发展(即晚于所查经文的启示)可以(其实是“应该”)放在“结论”或“综合”之中,它是在经文的正确含义已经充分诠释了之后才需要面对的。我们的确要传讲整本圣经,而且听众又(常)是基督徒,因此在综合的时候,我们应该指出该启示的后来发展,以便得着更接近现代的意义和最完全的意义。无论如何,在解经及任何方面,晚期教训没有必要用来解明含义,或用来增加我们所研究之经文的用途。

 


[1] Origen, De principiis, 4、26。

[2] John F. Johnson, “Analogia Fidei as Hermeneutical Principle,” 253页。

[3] Herbert Marsh, A Course of Lectures, Containing a Description and Systematic Arrangement of the Several Bra ehes of Divinity…,共七部 (Boston : Cummings and Hilliard, 1815), 3 : 16。

[4] 引用在Daniel P. Fuller, “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Analogy of Faith,”收录于Unity and Diversity in New Testament The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George E, Ladd,编者Rohert A. Guelic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8) 198页。Fuller对这问题的讨论,对改教家在释经上一些困难的地方有卓越的分析。

[5] John Bright, The Authority of the Old Testament,143,170页。另见Walter C. Kaiser, Jr.,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8),14-19页。

[6] Kaiser,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32-35页。

[7] 更清楚、深入的讨论,同上,25-32页。

[8] 见我对“应许”的详细讲论,同上,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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