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意

 

但我们解经的人如何有把握地肯定作者使用这些词的原义呢?下面有些一般原则可以提供方向:

 

1. 词的含义,首先是由写作著作时的风俗和一般习惯用法所决定的,没有一个聪明的作者会忽略不顾普通的用法,也就是当时流行的用法,除非他有相当的理由或者另外加上明确的解释,才会如此。

 

2. 解经者要找出词的含义,最可靠的方法是基于作者本人对该词的定义。比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5:14对“完全”下了一个定义:“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3. 一个词的意思,可能在相邻的所有格短语、同位短语或别的定义性描述中有所解释,这种情形有时称为“注释”(glossing)。弗2:1是个例子,当保罗宣称“你们死了”时,他立刻加注解“在过犯罪恶之中”。有时作者会用附注(editorial comment)的方式解释。比如,在约2:19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在21节解释道:“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另外,在约7:37-38中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知道这对没有听过耶稣讲道的人会造成困扰,所以他在39节加以解释:“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4. 正如我们谈到句法符号时所发现的,一个词的文法结构,是探查它含义的另一个线索。比如,“牧”可以用作名词或动词。此外,主词或述语会限制或定义一个有许多含义的词。米尔顿·特里(Milton S. Terry)曾经指出,太5:13μωραίνω意思是“失味”,因为它的主词是“盐”;但是当它用来指人时,就如罗1:22,它就指“成了愚拙”(参林前1:20“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1]

 

5. 有些词的含义,需要与上下文相映或对比后才能断定,其实有些篇章主要就是用对比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林后3:6-14中,“字句”(γράμμα,不是γραφή)与“灵”相对。属死的职事与属灵的职事相对。而且罗8:5-8中保罗将“随从肉体的人”与“随从灵的人”对比。

 

6. 在旧约诗歌中,决定词义最好的方法,是参照希伯来文的“平行体”。希伯来诗歌的特色不在于两行之间在声韵上的和谐,而是在于同义或反义的平行体。在“同义平行体”中,两个句子的思想相同或类似,只是表达方式稍有不同。“反义平行体”则将两个相反或相对的思想并列,形成诗歌中的对偶。这一点我们会花一章详细讨论。

 

7. 仔细比较“平行段落”也是有利的途径。作者可能在他作品的另一处又回来讨论相同的词(“字面平行段落”〔verbal parallel passage〕),或者讨论相同的主题事件(“标题平行段落”〔topical parallel passage〕),或者别的作者也提到相同的字或主题。即使平行情况不很明显,依旧可以拿来比较。我们仔细硏究后,如果发现该词或主题确实相同或相似,那么在一段经文中已经清楚的词句,就可以用来阐明另一段经文中晦涩不明的词句。(关于这方法应用上的提醒,参88-8997-100页。)

 

接着,我们又要面对这个老旧的谬论,即主张圣经上的话有几重连作者自己都不知道的含义。说到支持这种经文多层次理论的学者,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甚至连鼎鼎大名的布鲁克·韦斯科特(Brooke Foss Westcott)也相信这种错误的理论。他说:“我当然不该坚持认为希伯来书这类书卷的作者能完全理解在它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全部意思。……没有人能把诗歌语句中的教训限制在作者头脑中所想的那些,甚至我们也不能以为受默示传神信息给各时代的人,会知道他一生所解说的全部真理。”[2]

 

直到现在,不断地有人持同样的看法。在天主教徒中,没有人比雷蒙德·布朗(Raymond E. Brown)更热衷于这个解经问题了,他的诚意是无庸置疑的,他说:“我们把‘更完全的意思’(sensus plenior)一词应用到他(作者)所写的经文上时,意思是说,按照一般解经的规则,不能算是作者本身所知道或所想要说的;但按照另外的准则,则可以断定是神所要说的。”[3]

 

但最后是谁来决定当代的圣经读者应该遵从的规范和权柄呢?天主教学者有法规、传统及大公教会可以约束,不至于越轨。而更正教的学者有什么可凭借的呢?

 

诺贝特·洛芬克(Norbert Lohfink)是耶稣会的一个学者,他的例子说明人若否认作者的习惯与经文之间的关联,他想找出规范和权柄将是何等头痛的事。洛芬克起先推想,默示必定限制在圣经经文的“最后编辑者”表达的含义上。然而,他最后因为历史鉴别者和文学鉴别者的影响,对整个圣经教训的态度改变了,宣称解经家所视为经文原意者以外一定有其他的含义,那就是整本圣经的教训,这含义是由另一个解经方法得知的,不能用我们平常以作者的词句找出其意的方法得知。[4]

 

但是,若整本圣经的教训既不在一卷书中,又不在一段经文的文法和句法中,如何得知呢?洛芬克在他自己的逻辑引导下,得出了原作者思想之外“更完全的意思”(有些福音派的解经家也是如此,只是理由不同而已)。

 

这个“更完全的意思”理论把受默示的作者贬低到解经的次要考虑因素,有时甚至视之为一种障碍;而神既然是首要的作者,他们认为祂必会将许多额外的含义直接供应给阐释者,这是超乎属人的作者原有意念之外的。根据这个观点,虽然是硏究同一个词,解经的通则却不能限制人挖掘“更完全的意思”!

 

布鲁斯·沃特(Bruce Vawter)在一个卓越的分析之中指出,这个理论是误用了古代经院哲学的“工具因果类比”。他说:“……这个更深、更完全的意思若为神自己所保留,丝毫不在作者思考的范围之内,我们难道不能这样认定:圣经上的话不能为作者的意念和判断力所控制……因此并非真正以‘人手’为工具而写成的?如果真如经院哲学所下的定义,圣经是神与人的‘合著’(conscriptio),那么当我们接受“更完全的意思”时,岂不是拿走了这个所谓‘经文意思’的基本要素,而推展到本质上不能称为经文意思的意思上吗?”[5]

 

沃特断然否定“更完全的意思”就是经文原义,无论对这更深的含义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它总不是圣经的意思”。诚然,圣经上的话像是催化剂,一旦注入我们里面,便会促进个人对天上各样启示的接收力;但没有一种解经的方法,被证明可以产生一段经文更完全的意思。这可以由其定义中证明,如此之“神的意思”(“更完全的意思”)并不能从经文中找出。

 

约瑟夫·科庞(Joseph Coppens)发现了“更完全的意思”法的主要困难:如果这个意思在信仰和神学上为新约和旧约带来了和谐,为什么事实上不被这些虔敬的作者所察觉呢?难道他们写作的时候,不是依据圣灵的提示吗?科庞归纳后认为,“更完全的意思”只有在使徒和先知写得比他们所了解的“更好”时才可能存在,而且后人必须履行真道,熟读经文,并且系统地硏究整本圣经之后,才能发现。[6]

 

但我们要抗议,如果作者“写得比他们所了解的更好”,启示就会停止披露或开启。这一点怎么证明呢?其实,彼前1:10-12绝不能证明先知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所写的,甚至近乎盲目,而是只能确定他们不知道启示所包含的“时间”因素,但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神在旧约中启示的救恩,知道这与基督的死和得胜有关,并涉及将要进入教会的信徒(12节)。

 

同时,我们所了解的也不会比作者所了解的“更好”,除非所谓的“更好”是指我们能把经文讲论之主题未完成的地方加以完成并发扬,或是指我们将一些作者所用的假设或原则本身没有考虑到或没有写出的加以澄清,如此而已。[7]

 

有一种更圆滑的说法能应付以上所提的困难,就如韦斯科特所指称的,主张语言本身即有生命,与使用者无关。若推至极端,就可以说一篇著作与它的作者完全无关,不能考虑作者的意向和当时的背景。

 

戴维·克莱恩斯(David J. A. Clines)曾提出一个修正的说法:

 

当我们认定经文不是传递知识的工具,而是本身具有它的生命时,我们就可以谈到经文的“真”义,把它看成是只有“单一”含义……〔但〕含义不在经文本身,而是在它给予读者的印象中……因此原作者的意思,也就是平常所说经文的“真”义,就不该是经文所包含(或创造)的唯一含义了。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一篇文章(或任何艺术作品)“原有的”无论是什么含义,以作者来看是一件事,并且仅是一件事;因为连作者自己也可能对它赋予多重的含义……〔因此〕这不是对或错的问题,而是看有多少适当的解释……根据文章的情况在新环境中表现得适切与否而定。[8]

 

在教父中和中古教会中曾有人主张经文有四重(或更多)含义,以上的说法岂不正暗暗地申言复古吗?事实上,从方法、历史和神学上来看,安提阿学派所倡导的经文单一含义(即作者原意)之说,远比亚历山大学派的寓意化之说为佳。

 

目前语言学大致有两个倾向,一是语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法,主张语言本身具有能力和含义,甚至和使用者无关;一是用怀特海的过程—形式(Whiteheadian process-form)来了解语言,主张语言应该重在诱发读者的情感,[9]其次才是经由逻辑关系表达事实。无论我们赞成哪一方,最根本的问题仍旧是:哪一个意思才对?哪一种用法才对?在对经文生动有趣的讲解中“哪一个才正确”,可以在这世代中成为准则和权柄?

 

这些问题粉碎了不假思辨、一味吞咽新潮事物之解经家所持的一切,迫使那些解经家面对现代时尚所要逃避的问题。所有的解经者都必须承认,只有作者用自身的语言符号表达出经文的含义,这含义所道出的意见才能作为制定准则的依据。巴里·伍德布里奇(Barry A. Woodbridge)抱怨说,这种主张是一种退化,无异于“往事崇拜”。[10]

 

我们不能同意。并不是说如果我们不用这种诠释法,我们就听不到任何指责我们为无稽之谈的说法了。我一直很诧异,一些解经者一面攻击单一含义理论(也就是回到作者原意的主张),也要求他们的读者这样反对,一面又声称他们的著作只有单一含义,并且必须按字面来理解。我们既然已经容让他们这样说了,他们还要我们按照他们的主张来解经,也就是按照新的多层含义理论。

 

所有成功的解经家都必须面对“意图”的问题。我们深信,每个措词(包括它的上下文)都分别包含在作者单一的意图之中。如果这个意图在别处可以找到,或是用特别的解经法可以判断出,就根本不必说明他的方法是如何有用,他的解释是如何真确了。

 

但我们还要面对更深一层的问题。经文的词义既因为意图而变得复杂,那么作者的意图由什么组成呢?[11]在面对意图的问题时,我们应不应该考虑一些事,像古代世界观、文化背景、科学程度、罕见的表达方式、数字的精确度等?我们能否区分作者所要传达的与信仰、实践之神圣真理有关的最强烈意图,或他心中的其他意图,如单单要说明愚昧人在心里所说的意图?我们现在必须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

 


[1] 同上,186页。

[2] Brooke Foss Westcott,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The Greek Text with Notes and Essays,第二版(London: Macmillan, 1892;再版,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0),vi页。

[3] Raymond E. Brown, “The Sensus Plenior in the Last Ten Years,”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25 (1963) 268-269页。

[4] Norbert Lohfink, The Christian Meaning of the Old Testament,译者R. A. Wilson (Milwaukee: Bruce, 1968) 32-49页。

[5] Bruce Vawter, Biblical Inspiration, Theological Resources (Philadelphia: Westminister, 1972) 115页。相关问题的分析,见Walter C. Kaiser, Jr., “The Fallacy of Equating Meaning with the Reader’s Understanding,” Trinity Journal 6 (1977) : 190-193。

[6] Joseph Coppens, “Levels of Meaning in the Bible” 收录于How Does the Christian Confront the Old Testament?编者Pierre Benoit, Roland E. MurphyBastiaan van lersel, Concilium: Theology in the Age of Renewal: Scripture, 30 (New York: Paulist, 1968) 135-138页。

[7] 关于这些观念的精辟讲论,见Otto Friedrich Bollnow, “What Does It Mean to Understand a Writer Better Than He Understood Himself?”

[8] David A. Clines, I, He, We, and They: A Literary Approach to Isaiah 53,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补充系列1 (Sheffield: Sheffield University, 1976) 59-61页。亦见同作者,“Notes for an Old Testament Hermeneutics” Theology, News and Notes (March 1975) : 8-10

[9] 见Barry A. Woodbridge, “Process Hermeneutic: An Approach to   Biblical Texts”收录于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77 Seminar Papers, Paul J. Achtemeier编(Missoula, Mount: Scholars, 1977) 80页。

[10] 同上,82-83页。

[11] 这方面的讨论,部分起因于Gerald T. Sheppard, “Biblical Hermeneutics: The Academic Language of Evangelical Identity,”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32 (1977) :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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