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卡尔·凯尔(Karl A. G. Keil)写成有关历史解释法的拉丁文著作(1788)以及新约解释学的德文教科书(1810[1],学者们渐渐采用他的词汇“文法—历史”(Grammatico-historical)解经法作为他们自己解经方式的名称。文法—历史解经法的目的,是借着文法规则和历史事实来决定经文的意思。

 

“文法”一词容易引起误会,一般所谓“文法”是指词序和句型,但凯尔所指的是希腊文的Gramma,接近我们所谓的字面意思。因此凯尔所指的文法,是短语、从句和句子中的简单、直接、平白、普通和字面的意思。

 

“历史”则意味着审慎考虑作者的时代和环境之后再决定其意义。考虑历史背景可以得到作者使用该词所要表达的特殊含义。

 

考虑文法和历史解释的主要目的,是要确定该作者对词语的特殊用法或当代流行的用法。[2]而“文法—历史”解经法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任何结构相同的词或句子只能有一个含义。[3]

 

我们和文法—历史解经法的目标完全一致。在诠释学的许多争论中,凯尔的主张仍然屹立不摇。当有人问他:经文是否只有单层的含义,并且该含义是否必须由作者对真理的概念和他用词的习惯来决定?凯尔的答案不但是肯定的,而且是必须用文法—历史解经法来解释。对于这点,我们由衷地赞成。

 

然而,这个注重时代背景的方法虽然能帮助学者专注于经文字面(或本身)的含义,也就是作者和那个时代原本想要表达的,但无法在确定真正含义的同时,又能传讲信息以满足现代人的需要,现代人所要的是将原意转化为某种生活上的应用规范或意义。换言之,现代人把兴趣从“诠释”的问题转移到“解释”的艺术方面去。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文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能从其中得着什么?”

 

因此,我们打算为圣经的解释工作和使命冠上一个新名称,希望这方法叫做句法—神学解经法(syntactical-theological method)。当然,这不是说“文法—历史解经法”的名称有错误,而是说它不能完全描述解经学的主要工作。

 

句法—神学解经法强调解经过程的两个关键部分。首先,它主张句法在解释者重组作者思路上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硏究单词组成的短语、从句和句子的方式可以指引我们发现作者原意的模式。

 

我们假设,每个词多少都会受两方面的影响:(1)它在短语、从句或句子之中的文法功能;(2)在它前后的单词、短语、从句、句子和段落。这方法主张,只有看出经文的表面结构(其次才推出语义结构),才能正确地区别主要意义和补充意义。于是,句法分析有系统地从三个基本单元着手:概念(concept)、议题(proposition)和段落。我们必须正确地组织和整理这三个单元,才能得到所需要的资料,再从经文本身迈向教导、传讲方面的应用。

 

其次,它主张找出经文其他被忽略的特征(即“神学解经”),以及解经上的一些前人未曾着重的点。在传讲信息时常常有两种不好的情形,即虽然有正确的分析,却只是枯燥地复述经文的词句和事件;或是那些已经被解经教师断为离经叛道的解经方法,却仍在照耀并更新神的教会。这些信息虽然引自整本圣经的教义和真理,却未顾及其解释是否合理。

 

以上两种状况都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一种沉闷、枯燥、贫乏,另一种虽然有趣、富教导性,却牺牲了圣经本身最优先的解说。如此方法无异于欺骗。那么该怎么办呢?

 

第六章论及此问题的解答,称为会通神学(informing theology)或前述经卷类比(analogy of antecedent scripture)。这个圣经神学的方法是许多神学课程所忽略的。当一段经文具有明显的年代性的形态,若牵扯多重的神学性问题而又能确定其所属的时期时,则该方法对该经文的神学解释将大有助益。当经文中的一个概念、单词、引述、事件显出与前述信仰的核心有关,又将前述的核心加以延伸或解说,这时就要用到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的范畴。先确定圣经作者与更早之作者之间活泼的对话,才能正确地导入神学的内容,进而指示解经者寻求其意义和应用的方向。[4]圣经神学便成为解经的两个工具之一,同时也为系统神学提供主要的资料来源。

 

这里要提出解经的两个新焦点:句法和神学。其实,如果不嫌太冗长,这方法应该称作文法—上下文—历史—句法—神学—文化解经法。因为其中的每一个以及某几个都在解经过程中有份。我们在这一章只论及句法分析方面。

 


[1] Karl A.G. Keil, De Historica Librorum Sacrorum Interpretatione Ejusque Necessitate (Leipzig, 1788);同作者,Lehrbuch der Hermeneutik des Neuen Testamentes nach Grundsätzen der Grammatisch-Historischan Interpretation (Leipzig: Vogel 1810)。后者的拉丁文译本在1811年由Emmerling翻译。以上资料得自Milton S. Terry, Biblical Hermeneutics: A Treatis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New York: Phillip & Hunt, 1890;由Grand Rapids: Zondervan,1964再版),203页,附注1。

[2] Terry, Biblical Hermeneutics181页。

[3] 同上,205页。

[4] 见第六章详述,及Walter C. Kaiser, Jr., Towar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1978) 17-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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