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典上下文

 

近年来教会对正典有全新的强调,其中最强调的注释家名叫蔡尔兹(Brevard S. Childs)。[1]在他看来,正典分析必须专注于经文本身,也就是现今教会所用之经文的最后形式。虽然他也认定历史和传统鉴别学的方法有些道理,但撇开这些不谈,现有的经文形式还是有其完整性,人们必须按教会现有的圣经经文来讲解。依照蔡尔兹的看法,重组经文虽然重要,却属于另一个范畴。

 

他的做法并非排斥那些考虑外在引申教义以鉴定经文的工作,而是鼓励解释者按照那些尊重和使用圣经并将它定型的人所接受的经文,来硏究它的结构。这样的强调就稍嫌过分了,它容易使人忽略其他工作,只注意处理经文,以为现有经文已经足够供应永生神的教会,并以此为满足。

 

蔡尔兹急于证明,正典分析的做法与近代其他的鉴别方法截然不同,它不是所谓的“新鉴别学”(New Critic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或“修辞鉴别学”(Rhetorical Criticism)。事实上,正典分析是寻求了解经文的“神学形态”[2],而不是寻求发现它原有的文学形式或其美妙的一致性。

 

蔡尔兹又解释说,他所提倡的正典分析形式,不像格哈德·冯·拉德(Gerhard von Rad)的“信息解经”(Kerygmatic Exegesis),或汉斯·瓦尔特·沃尔夫(Hans Walter Wolff)、克劳斯·韦斯特曼(Claus Westermann)、沃尔特·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的做法,他们都太强烈地倾向于使用形式鉴别的方法重组历史性的上下文。蔡尔兹的方法又不像传统鉴别法那样只衡量经文形式的历史。

 

蔡尔兹所坚持的是,圣经不能与教会分开,反之亦然。[3]圣经的每一处不是自己证明自己,而是以它的书卷上下文和正典上下文来证明。因此,只有为神的启示作见证、合于规范的意义方可被了解。[4]虽然蔡尔兹也认可古近东历史学家以考证和鉴别的立场处理圣经著作,甚至同意把五经区分出J典和P典的不同来源,但他还是觉得只有现今在教会中采用全部经文的总合(这是由历代传统累积编纂而成的),才能“不断地在信徒的团体中行使权柄”。[5]

 

现在我们要衡量两种说法。福音派人士只能赞扬蔡尔兹的勇气,它以现有的经文形式为正典。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正典一定会与作者基于当时历史的特殊性所表达的原意脱节。按照蔡尔兹的正典分析,一个新的历史相关性是由正典的最后形式及其最后上下文所决定的(这是他的看法)。当然,蔡尔兹也同意正典有能力超越历史,因而能因应各个新的世代而成为神新鲜的话语。但因为他太注重这个,以致我们不得不给传统赋予一些权柄。然而,能肯定它的只有教会。这样,蔡尔兹似乎终究要回到这样的事情上,即只有罗马才能鉴定正确的经文,难道还有其他方法能够鉴定吗?相反地,我们愿意强有力地指出,作者本人和初代教会都坚称,经文的规范比教会更有权柄,也是教会应当依循的根据。

 

其次,我们要鉴别的是,全本圣经不能作为每一段经文解经的上下文。我们主张责斥“经文佐证”(Proof Texting,即使用单独的经文,而罔顾紧临或大段的上下文)的使用,并应当立刻制止。但在神学分析那章里我们会提到,教会(尤其自改教以来)大半误用了“信仰类比”(Analogy of Faith)。他们视“信仰类比”为对某一经文应当解出其义或输入其义的解经策略(该经文早于某一清楚教训的经文,或甚至是首次出现的经文)。这样做不是“解出”经义,而是“解入”经义,是借用时间上较晚期之经文,搬到较早期的篇章中,而唯一的理由仅仅是它们都同样为圣经的一部分。

 

很幸运,蔡尔兹也不赞成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及其学派的哲学释义法。他们把圣经看成暗喻的储藏室,对现今的世代仍有其解释与命令的能力。[6]蔡尔兹的评论是:既然利科处理经文的方式是“前瞻”,而不是回顾,这样他就不可能为有关以色列历史之经文中的暗喻找到解释,只能任凭它们漂浮不定。

 

蔡尔兹的评断很正确,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蔡尔兹的看法相同。但他为了依照教会的传统来肯定正典,就从首先听到而明白启示的作者手中夺走经文。我们如何看待他们所声称的呢?即使传统鉴别的方法能叫我们这多疑的人信服,这样的方法又岂能叫我们不考虑作者的原意吗(除非作者在某一段经文中依循另一卷书的思路,才能例外!)?我想这不可能,我们多少还是要考虑作者的意思。因此,我们虽然由衷地赞扬并欣赏蔡尔兹的强调点,也从中得到许多帮助和希望,但我们仍觉得其中有严重的缺失:圣经本身夺取了作者在解经上的地位。

 

然而,正典的考虑势必要介入。当我们明白作者在特定经文中真正要表达的道理“之后”,“然后”接着将它纳入整本圣经的上下文中,将神对该题目进一步的教导收集一起,再拿来与所查的经文比较。只要记住一点:正典上下文只能成为我们总结的一部分,不能成为我们

 


[1] 见Brevard S. Childs,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of the Church,” Concordia Theological Monthly 43 (1972): 709-722;同作者,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9) 69-83页;并Gerald T. Sheppard, “Canon Criticism: The Proposal of Brevard Childs and an Assessment for Evangelical Hermeneutics,” Studia Biblica et Theologica 4 (1974): 3-17。

[2] Childs, Introduction74页。

[3] Brevard S. Childs, Biblical Theology in Crisi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0)103页。

[4] 见Sheppard, “Canon Criticism,” 6页。

[5] Child, Introduction,76页。他所采用的文件理论,以及他所发现多层经文传统影响文章形成的现象,我都不尽同意。我所反对的主要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方法上。见Walter C. Kaiser, Jr., “The Present State of Old Testament Studies,”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18 (1975): 69-79。

[6] Paul Ricoeu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Ideology, Utopia, and Faith, Protocol Series of the Colloquies of the Center for Hermeneutical Studies in Hellenistic and Modern Culture, 17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Hermeneutical Studies in Hellenistic and Modern Culture, 1976)。此文亦收录于Studies in Religion/Sciences Religieuses 5 (1975-76) : 14-33


 

返回 本书目录

返回 电子图书馆

返回 首页

去往 研经工具

最后修改于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