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西门彼得

据四福音书记载，彼得是早期门徒的领袖和代言人（太15:15，18:21；可1:36-37，8:29，9:5-6；路12:41；约6:68）。彼得原来的希伯来名字是“西门”（šim^eʿon）。雅各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正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彼得的（徒15:14；参第7节）。除此之外，“西门”（Simeon）一词在新约中仅出现在彼得后书1:1。然而，彼得的希腊文名字“西门”（Simōn）在新约中却出现了49次。他的第三个名字“矶法”（Kēphas）是希腊文对亚兰文词汇kêpāʾ（“磐石”）的音译，意思与“彼得”（Petros）相同。因此，彼得在新约中有四个名字。“西门彼得”这个组合（太16:16）以及“称呼彼得的西门”（徒10:18）这个词组表明，该新名字（彼得）成为对他的常用称谓。

西门是最先被呼召加入耶稣传道侍奉的门徒之一（可1:16-18）。他是来自高拉尼提斯的伯赛大（Bethsaida of Gaulanitis）的一个渔夫（约1:44）。高拉尼提斯位于约旦河外，紧邻加利利东部。彼得在加利利的迦百农有一个家，位于伯赛大以西五公里的地方。彼得已有妻室（太8:14；可1:30；路4:38），并且带着妻子一同前往教会（林前9:5）。他那浓重的北部乡村口音，使人一听就知道他是加利利人（可14:70）。毫无疑问，他受到施洗约翰所传之道的影响；他的兄弟安得烈是施洗约翰的一位门徒（约1:35-42）。

安得烈将彼得引见给了耶稣（约1:42）。彼得很快成为十二门徒的领袖，并且他的名字在同观福音书（Synoptics）中列举十二门徒时总是排在首位。在十二门徒中，彼得是与耶稣最亲近（可5:37，9:2，14:33）的三位核心人物之一（与雅各和约翰一道）。他在教会建立之初的讲道（徒1:10）显明他的巨大能力。复活的主特别向他显现（林前15:15），并且给了他一个特别的使命（约21:15-19）。

彼得在早期教会中的领导地位与他作品的数量并不相称。新约中仅包含两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信。帕皮亚（Papias，约公元60-130年；优西比乌〔Eusebius〕在他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3.39.15中引用过他的话）和爱任纽（Irenaeus，活跃于约公元175-195年间；Contra Haereses 3.1.2）表明，马可是彼得的门徒和译者，他将彼得的讲道整理成文字作品。

二、作者

这第一封书信自称是由“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所写（1:1），他说自己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5:1）。另外，书信表明他在忠心的兄弟西拉的帮助下写作这封书信（5:12）。这里无疑是指使徒行传15:22和帖撒罗尼迦前书1:1中的“西拉”。另外，在彼得前书5:13提到的“马可”似乎与使徒行传12:12提到的是同一个人。像这两处之类的例子以及教会很早就坚定地接纳此信（参Bigg, p. 15），使得几乎所有人都认可这封书信由彼得所写，直到最近这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1945年，贝尔（F.W. Beare）说：“英语读者们首次在这里获得了基于以下论点的注释书，这一论点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那就是：彼得前书是后使徒时代一部使用假名的作品（p. vii）。贝尔的观点与德国释经学者贡克尔（Gunkel）、克诺普夫（Knopf），以及温迪施（Windisch）的观点相同（出处同前）。在其书籍的第三版中（1970年），贝尔变得更加武断，宣称“‘彼得’是一个笔名，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p. 44）。他做出这个宣称的主要依据是，他认为书信中所提到的迫害发生在图拉真（Trajan）执政时期（公元98-117年）。由于彼得是死于尼禄（Nero）执政时期（公元54-68年），所以他不可能写作这封书信。这次迫害的时间取决于释经学者们的判断。正如贝尔所说：“该论据要立住脚必须依赖于对经文的注释”（出处同前）。换句话说，如果书信中没有清楚地提到标明年代的事件，那么写作年代的确定必须依靠以下几个因素：① 彼得前书对其他新约书卷的依赖方面的证据；② 后来的基督徒作家们对彼得前书使用方面的证据；③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书信本身所表明的意思。第三个因素涉及用整本释经书的写作来确定资料是否与假设吻合。这里会讨论前两个因素。

1．塞尔温（E. G. Selwyn）寻找在1世纪中叶教会所流传的各种资料：信条、赞美诗、讲章的形式、要理讲授范例，以及耶稣说的话——这些资料构成彼得前书和其他新约书卷背后丰富的传统资源（p. 365-466）。贝尔认为，彼得前书与保罗书信，“包括‘第二保罗书信’（Deutero-Pauline）_[1]中的以弗所书”（p. 28），在文学上的关系十分明显。比格（Bigg, p. 15-24）给出了该书信与新约其他书卷的相似性，将他的论述总结为“文学形式、词汇和术语方面的证据，似乎并不能给出彼得前书写作时间方面的绝对或相对的证据”（p. 24）。它与以弗所书的相似性是非常显著的，但从中能得出的正确推论是什么？贝尔称弗所书是“第二保罗书信”。如果这是真的，并且假如彼得前书清楚地引用了以弗所书中的内容，那么就表明彼得前书写于更晚的时间。但据马库斯·巴斯（Markus Barth）所说，对以弗所书“写作时间和地点的最好猜测，是在大约公元62年的罗马”。_[2]彼得很可能阅读了保罗的书信（在彼得后书3:15-16中说，他确实读过）。那么，彼得就依赖于保罗的书信吗？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因为不论保罗还是彼得，都使用了早期教会留下来的口头教导。而且，即使彼得真得使用了保罗的智慧，这也不是推翻彼得是彼得前书作者身份的强有力证据。保罗的恩赐在教会中是众所周知的（使15:1-21；加2:11-24）。而像彼得那样的好牧者，会给他的群羊以最好的灵粮。

2．在确定彼得前书的写作时间上，后来的作家们对其引用方面的证据是有帮助的，但起不了决定性作用。最早证实彼得前书作者身份的是彼得后书3:1“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因为彼得后书通常被新约学者们确定为写于更晚的年代，而且提到“第二封信”或许并不是回顾彼得前书，而是指一封遗失的书信（施皮塔〔Spitta〕、扎恩〔Zahn〕如此认为），所以彼得后书3:1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格（p. 7-9）列出了彼得前书与《巴拿巴书信》（the Epistle of Barnabas，约公元130年）以及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克莱门”又译“革利免”，活跃于约公元90-100年）的著作之间的相似性。然而，这个证据仍不足以清楚地表明巴拿巴和克莱门使用了彼得前书。直到士每拿的波利卡普（Ploycarp of Smyrna，“波利卡普”又译“坡旅甲”）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时（约公元135年）确实引用了彼得前书，这才表明这封书信一定写于较早的一段时间。

另一个因素使得贝尔产生了彼得不可能写作彼得前书的武断观点，那就是他发现，几乎难以想象彼得能够运用七十士译本这一旧约希腊文译本的知识（p. 45）。另外，这封书信的作者精通希腊文散文体，然而根据使徒行传4:13的记载，彼得是一个“没有学问”（agrammatos）的人。贝尔（p. 47）认为，这个词在早期希腊文中的意思是“不识字的”。尽管agrammatos这个词的意思是“不能写作”、“不识字的”，然而，它在后来的希腊文似乎具有更加宽泛的意思。在这里，它可以指“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在犹太文化背景之下的意思或许是“缺少有关律法方面的专业知识”（参BAG, p. 13）。

我提出以下的要点来支持彼得是彼得前书的作者，以回应贝尔的异议。我们不可能知道，彼得的家乡在多大程度上是使用双语。同时，我们也很难确定，像彼得这样的人，他的希腊文能达到多么流利的程度。因为希腊文在中东使用得非常普遍，所以一个给外邦信徒写信的人，自然会使用七十士译本。至于彼得前书中精湛的文学形式，这卷书本身也表明，彼得使用西拉作为自己的秘书（5:12），而西拉或许在塑造文体上有一定的贡献。

支持彼得是该书信的作者基于以下几个因素：① 这卷书信中的自我证据清楚地宣称彼得就是作者；② 用假名写作的书信的观点存在着严重的问题_[3]；③ 教会很早就坚定地将这封书信接纳为彼得所写，这个事实不能忽视；④ 这封书信并没有表露后来出现的伪经中的任何特点；⑤ 从表面来看，书信作者是彼得非常讲得通。凯利（Kelley）虽然未明确表态书信的作者是谁，但他说，如果接受某些论据，那么“不管是内容还是论调，都完全与使徒时代的著作一致”（p. 31）。

三、写作年代与地点

《克莱门一书》（1 Clement）5:4-7提到彼得和保罗是受迫害的对象。学者们普遍的理解是，这处经文指的是尼禄在罗马施行的逼迫（参IDB, 3:755），开始于公元64年7月19日在罗马城发生重大火灾之后。彼得前书在“巴比伦”写成（5:13）。这很有可能是对罗马的代称（参相关经文注释；亦参启示录14:8和17:5中对“巴比伦”一词的相似用法），因它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启17:18）。如果彼得前书真的是由彼得所写，那么它很可能写于罗马，时间在尼禄发起大逼迫前不久，即公元62-64年之间。

四、受书地点

彼得前书是写给“神的选民、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彼前1:1）——这些地方位于小亚细亚北部或现代的土耳其。当保罗在小亚细亚南部和西部地区建立教会时，彼得或许同时将福音传给了小亚细亚北部地区。西拉可能在这些北部省份服侍过。这些教会无疑是由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组成。但这些地方基督徒的数目超过了犹太人的数目。犹太人对福音瞎眼是普遍的现象（参徒4:17-18，28:25-28；罗10-11章；林后3:13-15）。彼得前书4:3-4（参注释）证实了这样的论点，即大部分基督徒都是从异教信仰而非从犹太教归信成为基督徒的。

五、写作情境与目的

彼得前书的基调充满了鼓励，是一卷温暖的教牧书信。他向散居在广阔地域上的基督徒给出了劝告。他们与各处的基督徒一样，拥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并且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他们的基本问题是在一个不知道真神的社会里如何为神而活。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被人误解并且遭受到残酷的对待。彼得的牧养目的，是帮助这些早期信徒完全照将来永远的荣耀来看待他们暂时的苦难。在一切令人沮丧的情况中，满有主权的神会保守他们，并且使他们能够借着信心得着喜乐。耶稣基督通过自己对苦难的忍耐以及将来荣耀的归宿为他们提供了可效法的榜样，也给了他们永活的盼望。在异教社会中的生活是艰苦的，并且需要谦卑和顺服。教会将会与世界（kosmos）发生更多的冲突（4:7-18）。但神会供应恩典，使有信心的这群人不断成熟。他们必须互相帮助并且彼此关爱，以免神群羊中的成员受到伤害（4:8-10，5:1-2）。

六、文学形式

彼得前书是一封书信，用新约时代普遍使用的书信格式写成。许多学者已经通过努力，分析或识别出彼得前书中具有教义或赞美诗性质的部分。它被认为是一篇讲道或布道（如受洗日的布道）、复活节典礼上的讲道，或者甚至是早期教会的一份要理问答（对这些观点的纵览，参Dalton, pp. 62-71）。这封书信在修辞和说教方面的特性或许表明，它旨在向会众公开地大声宣读（关于这一做法的证据，参西4:16；帖前5:27；启1:3）。

此释经书认为，彼得或许使用了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材料（可能是从他过去的教导和讲道中选取的材料），但除了以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知识，作者现在使用了这些材料组成一封书信，旨在让人能够理解书信的内容。

七、神学价值

尽管彼得前书并不是一封专门论述神学的书信，但它充满了许多有价值的神学内涵。它以基于神主权的圣经世界观为前提。这是神的世界，然而魔鬼也“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5:8）。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受制于恶欲、无知、假神和各种有罪的生活（1:14，4:3-4）。神给人们时间去悔改他们的罪，但这个悔改的时间是有限的。他是满有慈爱的（5:2、10），但他也是一位公义和圣洁的审判者，会审判所有的人，包括活人和死人，给予他们公正的判决（1:17，2:12、23，4:5-6、17-19）。

与新约的其他书卷一样，彼得前书表明了一种新的末世论观点。随着基督作为弥赛亚降临世间，神的亘古计划正在实现（1:20）。先知们所记载的话在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中被应验（1:11-12）。彼得前书中有关预言性教导的两个重大主题是弥亚赛的受苦以及随后的得荣耀。弥赛亚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已经来临了！耶稣是受苦者，他已经受死并复活了。这段时间非常短暂，耶稣必须很快进入他完全的荣耀里。神已经在天上将荣耀赐给了他（1:21）。剩下的一切就是荣耀的主从天上的最终显现（1:7、13，4:13）。

基督徒是神在这个无知和悖逆的世界中的选民。靠着神的恩典，三一神（1:2）正在完成救赎的历史计划（1:20）。圣父的角色是多种多样的（1:1-3、5、15、20-21等等），他不是没有位格，也并不遥远。圣灵在人类救恩中的参与也已经显明出来（1:2、11-12，4:14）；但与新约的其他书卷一样，彼得前书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弥赛亚。

彼得经常将耶稣称作“耶稣基督”（1:1、2、3、7、13，2:5等等），表明了他和教会都承认耶稣就是基督（参太16:16及以下经文）。他也称耶稣为“主”（kyrios；1:3，2:13，3:15），并且承认耶稣的高升（参徒2:36，彼得在此总结了他在五旬节时的讲道，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并没有表明弥赛亚预先就存在的概念。_[4]但他宣称，弥赛亚的灵默示了先知们（1:11）以及弥赛亚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1:20）。彼得通过将诗篇34:8应用在弥赛亚身上来暗示他的神性，因为在这处经文中，弥赛亚被称为“主”，也就是希伯来文的“耶和华”。5:11中将荣耀颂赞归于耶稣（如果5:11被认为是指耶稣，而不是像第10节那样指“那赐一切恩典的神”），表明了他的尊荣和神性。耶稣也被称为“羔羊”（1:19）、“活石”（2:4）、“灵魂的牧人和监督”（2:25）、“大牧者”（5:4）。

通过自己的受苦，耶稣应验了旧约圣经中所表明的预兆和预言。他是出埃及记中无瑕疵的逾越节羔羊（1:16-21）、以赛亚书第53章中受苦的仆人（2:24-25），以及利未记中的替罪羊（2:24节上）。他背负了众人的罪，自己承担了刑罚，并且提供了公义的新生命。他的死不仅是一种替代性的赎罪（2:24），同时也提供了基督徒生活的样式。因为耶稣是受苦的仆人，所以他的跟随者也为此蒙召（2:21）。

彼得前书中的关键词使我们了解到了这封书信的独特作用。彼得六次用到anastrophe（“生活方式”，“言行”，“行为”）这个词；十二次用到paschō（“受苦”）这个词，六次用到hypotassō（“顺服”，“服从”）这个词，四次用到agathopoieō（“行善”）这个词。当我们将这些词放在一起进行思考时，就会发现彼得前书强调的是，在苦难中顺服和行善的敬虔生活。通过自己的好行为，基督徒可以在患难中荣耀神（2:12）。这位满有主权的主会在困境中保守他们，因他拥有一切的权能（5:10-11）。因此，信心、顺服和信靠为基督徒的生活提供了基础。

释经学者经常发现彼得前书和保罗书信在神学上有紧密的统一性（参Beare, p. 44；Selwyn, p. 363f.）——鉴于彼得后书3:15-16，我们应当期待它们之间是统一的，因为这处经文表明彼得知道并尊重保罗的书信。然而，彼得和保罗神学之间的统一性不应该夸大到贝尔所说的程度，以至于认为彼得是依赖于保罗。彼得前书没有包含保罗非常强调的重点——因信称义以及犹太律法与外邦基督徒受割礼之间的关系。彼得前书具有教牧书信的独特论调，着重强调在受苦时的敬虔行为。这对于当今的基督徒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他们仍然处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而且在一些地方许多信徒正在为基督受苦。忠心地为他做见证可能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不仅在压制人的政权之下如此，而且在我们这种更加开放的社会中亦是如此。

八、正典地位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约公元265-339年）在他的《教会史》（3.25.2）一书中将彼得前书列为被教会接受为没有争议的经卷（homologoumerga）之一，并且说帕皮亚（约公元60-130年）“使用了约翰一书的见证，也类似使用了彼得的见证”（《教会史》，3.39.17）。在《克莱门一书》（约公元96年）中可能有彼得前书的痕迹，在伊格纳修（Ignatius）、黑马（Hermas）以及巴拿巴等人的著作中甚至有更多的痕迹可寻（这些人都生活在公元2世纪初期）。

波利卡普（约公元70-150/166年）在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清楚地提到了彼得前书。尽管它没有被列入马西昂（Marcion，又译“马吉安”，约公元160年）的正典中，但这一点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马西昂所提到的书信仅限于保罗书信。它在《穆拉多利残卷》（Muratorian Fragment，约公元2世纪末）中也没有被提及（这是出于意外，扎恩等人提及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本不完整的资料。然而，“它在《真理的福音》（Gospel of Truth）这一本书中得到了体现，在大约公元140年的罗马，这本书似乎使用了被认为具有权威性的书卷。_[5]在波利卡普提及之后，爱任纽、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德尔图良（Tertullian，又译“特土良”）和奥利金（Origen，又译“俄利根”）都证实了彼得是这卷书信的作者。

彼得前书的正典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被教会所认可，是因为教会普遍承认它的价值和权威。正如比格（p. 7）所言：“在新约圣经中，没有哪一卷书像这卷书信那样，最早、最好且最有力地得到证实，爱任纽是第一个引用其书名的人。”

九、文本

贝尔在他对彼得前书注释的第三版中，涉及了这封书信的文本（p. 1-24）。必须谨记的是，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是独自流传的，因此每一卷书都有不同的文本历史。彼得前书的文本是可靠的，由三个蒲草纸抄本、16个大楷体抄本，大约550个小楷体抄本，以及相当数量的经文选加以证实。直到在有关经文批判的理论方面找到一些比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圣经（UBS）所选择的经文更具有权威性的结果之前，并且在使用大量的材料做出进展之前，彼得前书的释经者们只能使用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圣经第3版以及由梅茨格（Metzger）所著的同类作品。_[6]蒂申多夫（Tischendorf）和冯·佐登（von Soden）的早期作品应该由贝尔在前言中的材料（p. 1-24）加以补充。最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声称，彼得前书中不存在“西方的”经文类型的证据（p.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