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肯定这个地方已经废弃不用了。那是199011月。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小孩想要找到她祖母玛德琳·邓迈尔(Madeline Dunmire)举办葬礼的地点。我们站在国会山大都会浸信会的门前,邓迈尔奶奶从1924年到她去世一直都是这间教会的成员。但这栋建筑物看起来已经人去楼空。

 

建筑外在的标志早已脱落,让人无法认出这栋楼是什么。有一半彩色玻璃窗的镶边可能是在十年前最后一次涂色,另一半也在剥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无人问津了。教会场地四周围着铁丝网,一些已经散架了。围栏前面种上了带刺的灌木,为的是“把流浪汉挡在外面”。实际上,这些灌木周围有一堆啤酒罐和其他垃圾,可能也吓走了一些打算要来教会的访客。

 

我们把自己的小货车开到旁边的停车场,停在追尾之后只剩下半个车身的小轿车旁边。从大街上看去,教会的四个门都锁上了。看不到有人在这个黑暗的建筑物里面走动。外面天寒地冻,我与妻子站在那里开始了以下对话:

 

“这里没有人啊。”

 

“肯定有的。”

 

“这地方已经废弃不用了。”

 

“不可能。”

 

“你确定我们来对了地方吗?”

 

“记得小时候我来这里参加过母女宴会。”

 

“亲爱的,这地方看起来废弃不用了。”

 

我们敲最后一个门时,终于有一位带南方口音的中年女士走过来,问道:“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结果证明,这就是奶奶所在的教会,而当时正在举行一场葬礼。这位给我们开门的好心人名叫南希,来自乔治亚州,她把我们带到了育婴室。这地方看起来就像是20世纪初战争时期的东欧医院,比那还要再脏一点。房间四周摆放着漆得很糟糕的白色金属婴儿床,脚下是脏兮兮的地板砖。整个房间就靠三个悬挂在天花板上光秃秃的灯泡照明。在这个育婴室工作的人也不会讲英语。

 

我们决定带上我们的孩子,穿过一个个走廊,进到“圣所”。坐在后排的老年妇女们有着深浅不一的蓝灰色头发,这和她们身上那散发着樟脑丸气味的毛皮大衣一样引人注意。

 

葬礼开始了,令人有点惊讶的是,过程当中没出任何问题。身着长袍的诗班唱了浸信会赞美诗,而且在那个可容纳一千人的昏暗房间里,有两三百位老人当场听到了福音。

 

后来的交谈让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家人看到的是一群余民,即经历了“光辉岁月”之后留下来的一群人。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这个教堂里尽是年轻退伍军人和他们的父母。现在他们都已经老去,在世的时日不多了。老年组的一小部分人被称为“福寿团”,意思是长命百岁,安度晚年。他们在地下室有自己的专用房间,就在团契厅对面,这里之前被叫作下堂。另外一部分人被称为“灰豹团”,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赶走一位年轻牧师的时候取了这名号。那位牧师要采用一种当代的、以慕道友为中心的教会增长模式,但是灰豹团赢了,那位年轻的牧师就离开去做别的辅导事工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国会山大都会浸信会,我们完全不想再回到那里。几年后他们去掉了“大都会”这几个字。(教会现在的名字是国会山浸信会,或者简称为CHBC,我觉得是进步了)。但我和妻子最近搬家到了华盛顿特区,所以我们决定加入这间教会。也许我们可以贡献点什么,更重要的是,福音已经在这里被清楚地传讲。

 

谁会料到神将来要做什么。

 

在神的带领下,经过几次出人意料的约谈,1991年夏天教会聘我来处理行政事务。我的计划是用90天来帮忙,然后去读研究生。这个从外面看感觉古怪的教会,深入其中就更是如此。

 

我见到了教会的秘书,她着实被自己的IBM 286电脑吓坏了,就在身后放了一个灭火器,以防电脑起火。她还在办公桌下放了五双鞋子,每一双都比前一双稍微大一点,好让她全天不断发胀的脚可以找到合适的鞋穿。

 

我还见到了九十六岁的迪克斯夫人(Mrs. Dicks),她是负责财务的秘书,仍在用一台小型微波炉大小的老式计算器,还带有手柄和卷纸筒。她帮忙监管分散在六家银行里的十六个账户。(“我们不要任何人碰这些钱!”)两位年老的男士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直到午饭时间才点算出奉献金额,并把钱存进不同的银行账户里。

 

我还认识了乔治,这是一位热心肠的退休宣教士,从前在巴基斯坦宣教。他会去医院探访,并为星期天挑选赞美诗歌。

 

我见到了比尔,这位六十岁的维修工,他对修东西一窍不通,但本可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牧师。

 

我了解到这间教会普遍不受邻里欢迎。这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它拆掉了历史悠久的房屋来建停车场。这些停车场可以使从前住在城里的会众可以从家里开车来教会,却在社区里造成了一些“不和谐”,因为那里曾经矗立着令人骄傲的建筑。

 

这间教会汇集了形形色色的人。一方面我们有年长的卡尔·亨利,他是《今日基督教》杂志的创办人,被《时代周刊》称为“思想者的葛培理”。亨利博士喜欢坐在最脆弱的那部分天花板底下的位子。我一直在等石膏天花板坠落在他身上。另外,有一个人人皆知的通奸犯,戴着一顶墨西哥大草帽在诗班席中独唱。

 

我们也有乔博士,他会在早上聚会的时候剪手指甲。他坐在艾德旁边,艾德是一位退休政府公务员,大多数星期天都会戴一条国旗图案的领带,只开大型的凯迪拉克车。他如此拥护美国,以至于你可以肯定,耶稣一定是出生在美国中西部,而不是在中东。

 

在我们前门做接待的那位会友缺了食指,而在后门做接待的是八十岁高龄的艾文·迈曲,他系着颜色鲜艳的腰带来配他的高帽,还穿着白西装。他是这样跟大多数女士打招呼的:“美女来啦。”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每个星期天早上聚集在一起,只是沉浸在音乐当中。弹管风琴的人发型蓬松,把三排键盘的艾伦牌管风琴弹奏得如此响亮,以至于地板都在震动。那位来自英国的唱诗班指挥好像对自己是英国人感到内疚,因为她总有唱不完的爱国歌曲,提醒我们神如何祝福了美利坚合众国。我们有儿童唱诗班、独唱和钢琴二重奏。但我最喜欢的就是铜管乐队。每一个在初中时期尝试吹过乐器的人,都被要求爬上阁楼的楼梯,重新拿起他们沉睡已久的号角。请想象一下,小号手和长号手对着有听觉障碍的会众面红耳赤地大声吹奏着《美哉主耶稣》(“Fairest Lord Jesus”)和《到各山岭去传扬》(“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让他们高兴不已,这是怎样一种情形。

 

人们大多是根据讲道的长度来评判传道人。如果祝福祷告可以赶在正午之前,他就可以得到高分。这让那些老年人可以在灵恩派教会散场之前,抢先一步奔向Hot Shoppe餐厅占位。会众非常喜欢儿童聚会的讲道:信息简短、要点明确,而且孩子们总是机灵可爱。

 

我作为教会行政人员参加执事会议。会议是在“福寿团”那个房间举行,这让我想起20世纪60年代去敬老院看望祖母时的情形。查理是位非常可爱的执事,他活到了103岁。他会一早来占位,坐在那里可以让他把头靠在一根柱子上休息。如果会议时间超过晚上八点半,查理很可能就在那里睡着了。

 

友好的弗兰克从来不喜欢小题大做,也不太理会那些小题大做的人。

 

八十岁的布兰德并不喜欢我们教会后门的灯光,但他喜欢可以为人挡雨的西尔斯牌白色金属雨棚。

 

每一年讨论预算的时候,戴国旗图案领带的艾德总是努力阻止教会支持本地的意外怀孕中心,因为“堕胎是一个政治问题”!

 

有好几个善良、安静和敬虔的人常常可以鼓舞人心。但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查考神的话语,留心圣经的教训,进而向教会传达。不作为的风气已经在多年前渗透进了教会。对将来的不确定让教会领袖和会众停滞不前。人们反复告诉我:“我们有地,但没有钱。”教会怎么都凑不齐30万美金的预算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而大部分预算都花在了教会这栋建筑上面。简单来说,这一代人的大半生都在见证这个城市和这间教会的衰落,而他们自己似乎也因此变得萎靡不振。

 

然而,并不是每一间20世纪后期美国内城区的教会都遭遇了这样的命运。这个时候大多数教会增长类书籍的作者都会说,这间教会有四大缺点:

 

1. 它归属一个宗派(美南浸信会)。

 

2. 它坐落在内城区(在美国国会山的五个街区后面,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社区)。

 

3. 建筑物老旧。

 

4. 停车位有限。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每一次执事们或不同的委员会聚集开会的时候,都没有一群强有力并且敬虔的领袖来带领。为数不多能发挥这种作用的人,要不太老,要不就是经过几十年艰辛的教会生活之后已经变得疲倦不堪。

 

结果就是,这间教会的存在几乎没有目的性,而它吸引了各种各样居心不良的人,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是一群没有牧者的羊。有许多年长的人,却没有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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